1951年6月17日，一抹晚霞把首都北京装点得格外绚丽迷人。下午6时许，一辆小轿车徐徐开进中南海，停靠在丰泽园门前。车门打开后，从车上下来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就是毛泽东主席请来的客人——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部长司洛路。

司洛路，原名司泽霖，山东省冠县许辛村人，1913年出生。曾就读于聊城省立二中，1937年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教员，同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入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10月结业后任广宗县战委会组织部长、县“民先”总大队队长。1939年7月调回冠县，历任中共冠县县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县动委会主任、农会主任。1942年7月，任鲁西北农救会宣传部长。同年10月，任中共冠县县委组织部长。1943年11月参加冀南区党委党校整风学习。1945年4月后，任中共永智县、冠县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47年后，历任中共冀南第一地委党校副校长，中共武训县委副书记、书记。1950年10月任中共聊城地委常委、宣传部长。1954年后调南京工作。1980年6月，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4月离休。1992年6月13日在南京逝世。

江青邀请司洛路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之后，武训历史调查团来到武训的家乡——堂邑县柳林一带进行调查。按照地委的安排，司洛路陪同调查团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6月12日，调查结束后，司洛路随团进京汇报，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中宣部内。17日下午，武训历史研讨会议结束后，司洛路刚想起身离开，江青喊住了他，邀他到中南海一起吃晚饭，司洛路便高兴地乘车来到了丰泽园。

丰泽园，建于清康熙年间，为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演耕”仪式的场所。1949年后，丰泽园内的“颐年堂”成为党中央举行重要会议和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国内外宾客的地方。园内东院的“菊香书屋”，是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司洛路来到“菊香书屋”院里，在院子西北角的凉棚下稍事休息。这时，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走来向司洛路表示问候。片刻，服务员把晚饭端了上来。这时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从东屋里走出来，后边还有两位高大魁梧的首长。司洛路快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心里有干言万语，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激动地只说了一句：“毛主席好！”

站在一旁的江青向司洛路介绍说：“这位首长是彭真，这位是罗瑞卿。”接着，江青又向毛主席和彭真、罗瑞卿介绍了司洛路。毛主席笑着对彭真、罗瑞卿说；“他们这次调查有成绩！”大家一边说着，一边朝凉棚走去。

到了凉棚，毛主席在圆桌偏西北的位置坐下后，司洛路偏南坐在毛主席的右边，东边是彭真、罗瑞卿，江青坐在东北边。

晚餐很丰盛，有海参、苞菜、菠菜、鸡蛋豆腐丁、毛豆、肉榨、炸鱼、猪肉等八个菜，还有两个汤，吃的是大米饭。桌上还有甜酒、中华牌香烟。看得出，这是毛主席特意为客人准备的。

寿张县名是怎么来的

开始吃饭时，毛主席和彭真、罗瑞卿等先一一同司洛路碰了杯。毛主席也很高兴，一边喝酒，一边操着很浓的湖南口音，不停地向司洛路询问。

彭真、罗瑞卿悄悄地问司洛路：“你能听得懂主席的话吗?”

“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司洛路面有窘色地答道。

于是，彭、罗两位首长就当起了司洛路的“翻译”，每当司洛路有听不懂的地方，他们就“翻译”一遍。

毛主席问：“你叫司洛路?”

司洛路回答：“我原名叫司泽霖，参加工作后改名叫司洛路。”

“你们那里的地委书记是谁?”

“叫王维群。”

“你们地委管哪些县?”

“有冠县、堂邑、莘县、聊城……”

“寿张县归你们地委管吗?”没等司洛路说完，毛主席接着问。

“归。”

“你知道为什么叫‘寿张’吗?”

司洛路没想到毛主席会提这样的问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司洛路到聊城地委工作刚刚一年多时间，对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及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对地名的来历了解得就不够详细了。主席问这方面的事，不讲又不好，他只好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寿张”的民间传说告诉毛主席。

“相传，唐朝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县令姓张。他在任职期间，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兴修水利，鼓励农耕，减轻赋税，安抚百姓，把这一带治理得井井有条，充满生机，深得百姓的爱戴。在他六十岁生日时，百姓们书写了‘寿长’二字送去表示祝贺。不久，这位县令积劳成疾，溘然长逝，百姓悲痛万分。为了纪念他，便取‘寿张’为这个地方的县名。”

听了司洛路的讲述，毛主席摇了摇头，他随手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慢地吸了几口，然后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有关“寿张”的传说：

“寿张县，原来叫寿良县。唐朝出了个女皇帝叫武则天，相传她有一个丞相姓张。这个丞相过九十岁生日时，武则天给他贺寿，把一块地方给了他，这个地方就取名叫‘寿张’。”

“政府对反革命不会不镇压的。”

毛主席讲完后，大家都会意地笑了。这时，毛主席把话题一转，问司洛路：“你们那里镇压反革命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抓起来的反革命吗？群众有没有怕不镇压反革命的顾虑？”

全国解放后，大陆上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动员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毛主席十分关心这一运动的进展情况。

于是，司洛路向毛主席简要地汇报了聊城地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建国初期，聊城地区的一些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动，寻机进行捣乱破坏。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聊城地委带领全区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0年冬，全区逮捕、管制了一批气焰嚣张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上半年，地委及时总结了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动群众，深挖出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推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进行。

司洛路最后补充道：“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没抓起来，干部与群众有些顾虑，怕不镇压反革命了。”

这时彭真插话：“这是你的宣传工作没做好啊！”

“对，是宣传工作没做好！”罗瑞卿也插话说。

“是这样，回去后我们一定做好宣传工作。”司洛路立即作了保证。

听到这里，毛主席强调指出：“政府对反革命不会不镇压的，只是现在对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要进行审讯处理。你们要抓紧六、七、八三个月的时间，对已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该杀掉的杀掉，该判刑的判刑，该管制的管制起来。审讯处理后，再有反革命再抓，什么时候有反革命就在什么时候镇压，不会出现有反革命而政府不镇压的情况。你回去以后，要告诉地委和干部群众，不要有顾虑。”

“我很关怀他们！”

谈到这里，毛主席的思绪似乎又回到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问道：“你们那里在抗战期间有一大片‘无人区’吗?”

“有！”司洛路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及在座的领导人讲述了鲁西北“无人区”的情况。

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由于日伪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加上老天大旱，整个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仅冠县、堂邑、聊堂县就饿死10万多人，在以桑阿镇、辛集、堂邑南部为中心的茫茫大地上，尸横遍野，户无炊烟，狐兔出没，一片荒凉，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等县的大面积“无人区”。鲁西北地区的抗日军民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工作人员只能以糠菜、树皮、草根等物充饥。在农村，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景，有的地方出现了“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司洛路接着讲述道：“灾害发生后，在鲁西北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成立了救灾委员会，派出了救灾工作队，千方百计地筹集粮食，进行赈济，并组织以互助为主要形式的‘以工代赈’，招抚大批流亡人口回故土生产和移民垦荒，制定回赎政策，解决阻碍发展生产的一系列问题，焕发了群众抗日的热情和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至1943年秋，抗灾救灾取得了初步胜利。”

听了司洛路的介绍，毛主席的心情显得很不平静。他一再叮嘱司洛路：“你回去以后，向那个地区的广大群众讲，就说我很关怀他们！”

1951年夏种期间，不少地区干旱少雨，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毛主席关切地问司洛路：“你们那里下雨了吗?”

“刚刚下过雨，可以播种了。”司洛路来京后接到家中来信，知道聊城地区刚下过一场透雨，他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

天色渐渐晚了，毛主席仍余兴未尽，侃侃而谈。晚饭后，司洛路起身恋恋不舍地与毛主席和彭真、罗瑞卿等握手告别。当晚，就踏上了返回聊城的路程。

夜幕低垂，繁星闪闪。在列车上，司洛路望着车窗外的万家灯火，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不时默默地追怀着毛主席与他共进晚餐的动人情景。

回到聊城以后，司洛路立即向地委和各县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聊城地委领导全区人民深入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2年底，全区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079名，管制8187名，取得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最后胜利。

司洛路还在当年“无人区”的中心——堂邑县辛集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会场上群情振奋，掌声雷动，纷纷表示感谢毛主席的关怀。

（原载2013年1月10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