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鹏柱

今年是建党91周年，是宋任穷同志诞辰103周年。在宋任穷同志9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践行了许多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核心就是艰苦奋斗精神。宋任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尤其在抗日峰火年代，他在莘县杨庄那种艰苦卓绝的抗战革命先锋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曾高度评价宋任穷的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英名永存”。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宋任穷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说：“宋任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1941年至1944年，宋任穷作为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在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度过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其生动事迹是党史军史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党性教育教材。宋任穷同志是开国上将，是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和发展航天事业的主要开拓领导者之一，曾任国家第三、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连续10年担任中顾委常务委员、副主任。学习宋任穷同志在莘县杨庄那一段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对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创先争优具有重大举措，对于我市打造一流红色文化名城，发展红色旅游，建设红色文化大市具有重大意义。

一、坚定理想信念，勇挑革命重担，党员领导干部先进性的典范

“吹尽狂沙始见金”。信仰是每个人精神生活的最高层次和灵魂，党员领导干部的纯洁性，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在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我们党是在信仰旗帜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宋任穷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小就向往革命，投身革命，革命理想信念十分坚定，他18岁就参加了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历经著名的“三湾改编”，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岗山，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为实施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1938年3月，他主动请缨，勇挑重担，冒险下太行，率领一个骑兵团，一个独立支队和一个机枪连开赴冀南，进行对敌斗争，是冀南抗日根据地和冀南军区的创始人之一。1941年由于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南根据地日益缩小，抗战形势极其严峻。当时，部队曾流传一首顺口溜：“日住炮楼下，夜观路上灯；行军必过沟，天天有敌情”。我军干部战士伤亡很大，军区机关也时常险象环生，常常一夜数次转移驻地。对此，129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曾来电征求宋任穷同志意见，是否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搬到环境相对较平稳的平汉铁路以西办公。宋任穷同几个领导开会讨论搬还是不搬，讨论结果，都表示支持宋任穷的决定，不能搬到路西去。因为冀南西临太行，东临山东，是连接山西和山东两省的纽带和桥梁。向北可达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向南可通中原大地，东西可控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是南北交通的要害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要留在冀南咬紧牙关坚持斗争。

后来，由于冀南抗战形势极度恶化，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129师首长刘、邓批准，宋任穷率领军区领导机关，从河北陆续转移到时属朝北第五区、现今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在这里，继续坚持和领导冀南军民抗日斗争。

二、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楷模

作风是大至一个党，小至一个人在其思维和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风格特点，包括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我党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时期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的问题，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优良的作风。它们首先包括：自党成立起就开始形成的勇担历史使命，深入工农群众，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作风。1941年冬，宋任穷第一次来杨庄调研，深入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和抗战形势。之后，又返回了冀南。原本想把新的立足点放在冠县、馆陶、邱县一带，后经反复论证比较，最后才决定把新的立足点放在了朝北县。1942年10月，宋任穷率领区党委、行署、冀南军区司令部及部分后方机关从河北陆续转移到杨庄。1942年和1943年两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除了军事上困难外，天灾也来了。1943年，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8个月。干旱未缓，虫灾又起，传染病情也相当严重。为战胜严重灾荒，宋任穷在杨庄，同全村群众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百折不挠，共渡难关。有仗打仗，没仗就同杨庄老百姓一起耕作。在他的带领下，军队里不论是司令员还是政委，地方上不论是专员还是县长，个个都踏踏实实地干，不打一点折扣。为减轻群众负担，他组织部队生产自救，开荒种地。在杨庄，他身先士卒和行署副主任王任重及军区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朱光等，加上警卫人员8个人，同拉一张犁，每天种3亩地。他还与群众一起生产，拉车运水抗旱。有一次，宋任穷在拉犁时，腿部不慎被划破了一个大伤口，鲜血直流，别人劝他回去，但他只让人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坚持劳动。在杨庄，宋任穷还积极组织和带领群众挖地道。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挖通了从杨庄通向武家河、王庄、尧头等六七个村的地道、总长20公里。如今，在杨庄宋任穷旧居八仙桌下和村西南角就存有两处隐约可见的地道口。

三、关心群众疾苦，军民鱼水情深，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榜样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宋任穷进驻杨庄后，有句口头弹“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切为群众着想，一切为人民谋利益。宋任穷在杨庄时的几个生动小故事，还广为流传：

1、“一碗炒鸡蛋”。宋任穷第一次来朝北杨庄调研就发生了“一碗炒鸡蛋”的故事。杨庄既是著名的“抗日模范村”，还是远近闻名地武术之乡。夏炳银是杨庄武术队队长，又是地下党员。此人豪侠仗义，公道正直，对敌疾恶如仇，在河北一带有很多朋友。宋任穷通过地下党组织结识了夏炳银，来到了杨庄。由于那时生活非常艰苦，夏炳银安排轮流到村干部家吃饭，称为“派饭”。一次到村民兵自卫队长王景贤家吃饭，王景贤家实在困难，没有饭菜招待这位贵客，只有将自家舍不得吃的几个鸡蛋炒了供宋任穷吃，宋任穷看到他们一家老小没有什么吃的，就把这碗炒鸡蛋送了过去，王景贤又给端过来，宋任穷就又送了回去，这样反复了几次，宋任穷说：“我们一家一半吧。”最后，只好各分一半，才把这碗炒鸡蛋“报销”了。

2、“一副牛套”。宋任穷进驻杨庄，开始是乔装便衣，警卫人员少，村里知情人也不多。1943年12月14日，日军突然逼近了杨庄。情况紧急，宋任穷当机立断，命令警卫人员掩护村抗日小学向村西撤离，而自己从墙上摘下一副牛套背在身上，和群众一起向村东撤离，几经险情，终于化险为夷。而少数未及时撤离的群众，被日军合围在村中央。24岁的村民霍文全，被敌人逮住，非逼他说出冀南区党委的下落。霍文全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硬是把霍文全活活地埋了。16岁的夏章学，敌人已把埋他的坑挖好了，由于我军枪声大作，营救及时，才死里逃生。夏章学活到82岁才去世，他临去世前，还一直念叨：“要不是宋任穷派兵营救及时，我这条小命恐怕早就完了。”

3、“一担玉米”。杨庄村有一位李青女老大娘勤劳朴实，心地善良。她经常不怕脏累为部队干部家属照看孩子，还经常到军区医院为伤病员喂水喂药喂饭。宋任穷的部队，每人一天只有一斤口粮，宋任穷带头减为2两。为了帮助李青女老大娘生活，宋任穷特地从警卫连挑选两名战士，从西田庄挑来180斤玉米，送给李青女老大娘一家。

4、“一个毽子”。宋任穷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好踢足球，可来杨庄后，因缺少场地，他就亲手制做了一个毽子。工作之余，他就经常和村里村民夏高升对踢。现年90高龄的夏高升这位老人说：“宋任穷踢得既高又准，还次数多、持续时间长，我每次同他对踢，都甘拜下风，赢他不过”。

5、“一台文艺节目”。宋任穷进驻杨庄后，极为重视抗日文艺宣传，经常搞军民联欢，鼓舞抗战军民士气。在杨庄，组建了抗日文化军民演出队，定期进行文艺汇演。杨庄村民夏高升，作为全村代表经常登台演出节目。一次，夏高升登台演唱了一首儿童团自编歌谣：“宋任穷的兵不好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黑窝窝头小米汤，萝卜咸菜辣椒酱。士枪土炮上战场，打一仗胜一仗”，惹得台下观众一片欢笑。宋任穷和其他机关干部、文艺战士，登台一齐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军歌》和“十送红军”等节目。

6、“一张特别通行证”。宋任穷来杨庄后，和夫人钟月林，一直住在夏少增家。日久天长，感情较好。后来，因杨庄村地多、缺少耕牛，夏少增便到河北大名一带买了四、五头牛，可临出门时，忘带了路条。回来途中被“卡”住，不让过。正好，宋任穷外出在附近林子里召开会议，闻讯后马上写了封信，交给了夏少增。夏少增高兴万分，拿着宋任穷开的这一张特别“通行证”，一路顺利地返回了杨庄。

宋任穷在杨庄艰苦抗战岁月里，时时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严格律己、身体力行、一切想着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以公仆身份与人民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是模范践行我党群众路线的先锋。他在杨庄密切联系群众的故事，还远远不止如此。从挑水扫院、碾米磨面，到经常走访贫困户、接济困难群众等等，无一不生动展示出他热爱群众、服务群众的高尚情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四、卓越的组织才能、高超的领导艺术，我党我军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

宋任穷驻杨庄后，在抓好军事工作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在杨庄他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夏炳银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夏云龙、夏少增、王景贤三名党员为党支部委员。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后，村里相继成立了妇救会，儿童团和民兵自卫队。在原有四名党员的基础上，又发展其它五名积极群众为党员，壮大了组织力量。随后，武家河、玉庄、尧头、余庄等附近十几个村，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38名。1944年2月，冀南区党委高级干部会议在杨庄召开，会上，宋任穷作了发动群众的报告，王任重作了生产运动报告。会议期间，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专程赶来作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这次会议，对于转变干部作风，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1942年10月，宋任穷在杨庄主持制定了冀南区党委《关于度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以此决议为指导，结合实际，实行减租减息和增佃增次，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互助组织，认真经营土地和进行副业生产，军民齐心协力战胜了严重灾荒，度过了难关。为打破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封锁，宋任穷在杨庄开办了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在杨庄一带建立了鲁西银行印刷所，发行鲁西票和冀南票，在太行、冀南和冀鲁豫地区流通。部队用纸币兑换的大量铜钱，用于在杨庄兵工厂造枪炮、子弹。那时候，冀南军区所属部队装备十分简陋，整个军区连一门炮都没有，打起仗来伤亡不小。在潘溪渡战斗中，部队缴获了日军一门九二步兵炮。因转移时间仓促，来不及搬运，干部战士只好将这门炮拆解后埋在黄河滩里。后来，这门炮被搬运到杨庄冀南军区兵工厂。军区兵工厂有位叫盖克的技师，陕西人，军械修理技术堪称一流，可在组装这门炮时，不慎被炸伤，宋任穷亲自到后方医院，细心照料，盖克深受感动，继续大胆科学试身，终于将这门炮试验成功。后来，这门炮在许多战斗中大显神威，打碉堡，端炮楼，炸得日伪军鬼哭狼嗥，极大减少了部队伤亡。因此，宋任穷亲自命名这门炮为“盖克炮”。如今，这门炮还一直珍存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

从1941年冬至1944年，宋任穷在杨庄工作、生活、战斗了三年时间。在杨庄，他曾一身担任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冀南军区政委等要职，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指挥冀南军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冀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和赞誉。1943年11月，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新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不久黄敬调任，改宋任穷兼政治委员）。1944年8月1日，他指挥军区所属部队，以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为主力，向莘县地区之敌发起攻势作战，一举攻克莘县县城。解放战争期间，宋任穷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政委，同司令员陈再道一起，组织指挥发起聊城、博平战役，消灭了敌伪残余势力，扩大和巩固了解放区。宋任穷同志与聊城、莘县广大人民群众有着长期生与死，血与火的密切联系，对聊城、莘县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聊城、莘县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宋任穷在杨庄艰苦卓绝的抗战革命先锋精神”是我市一部生动的党史教材，是加强我市党的建设宝贵的精神财富。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宋任穷在杨庄工作、战斗和生活，虽说仅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在杨庄形成的那种“勤劳勇敢、勇于斗争；百折不挠，勇于创新；艰苦奋斗，勇往直前，联系群众，勇于奉献”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卓绝的抗战革命先锋精神，却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前进。

宋任穷在杨庄领导抗战的革命先锋旗帜在鲁西北大地永耀千秋！

 （原载《聊城革命老区》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