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冠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

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华北地区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旱灾，特别是地处鲁西北的冠县，灾情更为严重。

1942年，华北地区持续大旱，上半年冠县几乎滴雨未落，河渠干涸，大地龟裂，燥烈的风吹过大平原上，爆起蔽日的尘土，幼嫩的禾苗刚出地面，就被太阳烤焦。未到秋收季节，田野里就已经变成了一片枯黄，庄稼没有结籽就早早地枯死了。这年秋季，除了个别低洼地带的南瓜、高粱有一点点收成外，晚秋作物全部绝产。同时，在冠县的日军加紧侵犯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疯狂“扫荡”“铁壁合围”，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妄图摧垮抗日根据地。齐子修、吴连杰、冯寿彭、周致中、栾省三等伪顽部队，配合日军长期盘踞冠堂一带，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破坏和摧残，冠县的抗日军民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开始，群众还能吃些野菜、树叶、树皮。不久，野菜挖完了，树皮剥光了，树叶长一茬被人们吃一茬。一些身体稍好一点的群众，跑到黄河以南去谋生，走不动的老弱妇孺则饿死在荒野，冠县出现大片的“无人区”，有些村院内杂草丛生，田野一片荒芜，部队驻到这里，只见尸不见人，情景十分凄凉，目击者无不流泪。

1942年9月，在冠县游击营的基础上，冠县党组织改建冠县县大队。冠县县大队吃的也是树皮、野菜，有时政府从外地运进一些豆饼或棉籽饼，供给县大队当口粮，但也是一餐2两，战士根本不能吃饱。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也只好上树采树叶充饥。部队领导发现后及时进行了批评指正，指出这是与民争食，违反群众纪律，以后不能再采树叶。从此以后，战士们都很遵守纪律，一片树叶也不采了。看到群众饿得爬不上树，战士们就主动爬树替他们采摘，群众不忍心要，就分给战士们一些。在根据地内，开展了“节约一把米、一斗糠”运动，提出“根据地是一家人，快快救济受难的同胞”，“一两米能救活一个人，一斗糠穷不了一家”的口号，各部队和机关团体纷纷响应“一把米”的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后改为2两)捐助灾民。在生死攸关的困境之中，军民一家的鱼水之情更加体现出来。

1943年初，冠县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让王西原带领县大队到桑阿镇以北的魏辛庄开荒种地，以解决部队的生活所需。战士们既要打仗，又要开荒，困难可想而知。有一次开荒时，王西原偶然打了几只野兔，便和炊事员一起将兔肉切成小块，煮了一锅肉汤。王西原亲自掌勺，每人一小块肉，一勺汤，等到他给战士们分完，锅内就只剩下一点汤了。后来，王西原了解到马蜂菜可以吃，就带着几个战士采挖了一些，洗净煮熟，用食盐调拌后分给战士们吃，战士们还没等嚼碎就吞下肚了。

县大队开发了大片荒地后，又从黄河以南的地方找来谷种，还分给群众一部分作种子，第二年一开春就把它种上了。长出的谷苗，群众叫它“随草出”，既耐旱，又早熟。可是，谷子刚抽穗，蝗灾就袭来了。冠县党政军民紧急动员，县委书记王志浩和县长马景汉亲自挂帅，县大队副大队长王西原直接指挥，各级干部身先士卒，带领群众战斗在灭蝗第一线。县里提出“打蝗虫要像打日本鬼子和汉奸一样狠”，部队、民兵集中跟踪歼灭大型蝗群，日夜奋战在田间。人们运用各种土制农药毒杀蝗虫，在蝗灾高发区周围挖沟捕杀蝗虫，甚至夜里点起一串串火把、一堆堆篝火诱杀蝗虫。在特别集中的飞蝗区，县里就组织一村或数村的群众联合围歼。整个灭蝗运动打破了村界、区界和县界，布下了“天罗地网”。由于灭蝗工作抓得及时，大量蝗虫被捕灭，才保住了禾苗。

禾苗生长初见起色之时，敌人一方面担心青纱帐起来后增加镇压困难，另一方面企图饿死抗日军民，因此又来破坏禾苗。针对敌人的破坏，县委、县政府便组织武装力量开展了护苗斗争，使庄稼基本没有受到损害。

1944年秋，战士们收获了黄金般的粮食，缓解了吃饭问题。部队规定谷子磨成面粉时不准去壳，尽管这样，战士们仍然吃得非常香甜，打起仗来力量倍增。党对军民发出指示，明确对收获的粮食要细水长流，并要切实做好藏护措施，不能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政府还免征了当年的公粮，人民群众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秋后，又下了一场大雨，旱情完全消除。按照“不闲一个人，不荒一亩地，不空一棵苗”的要求，县大队迅速掀起秋季大生产运动。县大队将开垦出的土地又翻了一遍，施了一些肥料，种上了小麦。小麦破土后，麦苗长势喜人。逃荒的群众陆续返回故乡重建家园，县大队把开垦好的土地，包括生长着的麦苗，全部无偿地奉还原主。人民群众热情赞扬县大队：“真不愧是咱们的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