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冠县南部一带，每当人们追忆起战乱岁月的往事，便会提到一个响亮的名字——杨秀华。

1939年秋，日军在冠县境内烧杀抢掠，斗争形势异常残酷。此时，杜赵庄村的老村长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给日军做事，咋也不能干；给共产党做事，说不定啥时掉脑袋。左右为难之下，老村长撂挑子不干了。

这时候，杨秀华挺身而出，主动要求担任村长职务。杨秀华13岁来到冯锡广家做童养媳，就当上了二奶奶。冠县大地燃起了抗日烽火，在共产党员的身上，杨秀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3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村支部书记杜保全的介绍下，杨秀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杜赵庄封建势力很强，妇女当村长就更难开展工作。因此，杜保全不免有些疑虑。

“怕啥，日军像狼一样狠，咱都不出头跟他干，他能让我们活痛快？那样就不如在战场上死了，还落个光荣呢！”

杨秀华的话，打动了每个人，对杨秀华当村长，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杨秀华回到家，丈夫看到她就唉声叹气，7岁的儿子小福山抱住他的腿又哭又叫，“娘啊，人家都说你当村长是找死，我可要娘啊。”杨秀华哄劝说：“傻孩子，娘哪能死呢？娘当村长，是为了长咱穷人的志气啊！”见娘如此坚决，小福山猛地挣开娘的怀抱，一头向土炕碰去。杨秀华抱起小福山，捂着他前额碰起的青包，泪水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不行，我不能退步，我是党的人，就应该为穷人出这个头，掌这个权。”杨秀华苦口婆心地劝服了丈夫，安抚了小福山。28岁的杨秀华走马上任，成为冠县第一个抗日女村长。

杨秀华当村长不久，便在冠县东南一带出了名：大个子，大脚板，走路一阵风，常扛着一杆大秤，走村串户，征收粮秣柴草。杨秀华虽然目不识丁，但对征收的每家每户的粮草数字，她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有时过秤前，人们故意让她估计有多少，她搭眼就能估出斤两，而且悬殊不大。因此，人们送她一个外号，叫“一杆秤”。几万斤公粮，经过她的手，一份份聚集到村公所。为了防止日军“扫荡”，她又带领群众将公粮分散为几个点，埋藏在最安全的地下。上级啥时用，他们啥时取。

杨秀华是村上的头号大忙人，忙得家都顾不上管。儿子和女儿只好靠丈夫照应。一天，小福山领着妹妹正在大街上玩耍，远远看到杨秀华回来了，小兄妹俩飞跑到娘的怀抱，紧紧搂住娘的脖子不撒手。“傻孩子，快松松手，看娘给你们领了个小哥哥来。”兄妹俩这才看到娘身后怯生生的男孩。

这个男孩叫宫柳起，父亲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牺牲了，母亲也饿死了。区委将他接了出来抚养。由于敌情变化无常，区委经常转移，带着个孩子很不方便，就决定寄养在一个可靠的人家。为了分担区委的困难，杨秀华主动要求收养这个孤儿。从此，宫柳起就成了杨秀华家中的一个新成员。

1943年6月10日，日军合围冠县东南一带。住在杜赵庄的区财政助理，携带着两布袋钱钞没有转移出去。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杨秀华对财政助理说：“钱钞交给我，你快走。”说着，她扛起钱钞向村外走去。在敌人合围的间隙中，她来到李赵庄，将钱钞隐藏在一座荒庙内，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钱钞转移出去后，杨秀华惦记着家中的3个孩子，又返回村里。正在找孩子时，汉奸分子“菜老拐”盯上了她，一直跟踪到杜保玉家院子里。他不敢明抓杨秀华，是想等日军进村后再把她抓起来。

很快，敌人进村了，翻箱倒柜，抓人抢东西，村内一片混乱。杨秀华想：“怎么也不能让鬼子抓住。”她急中生智，快步向房子西头的厕所走去。

在大门口紧盯着的“菜老拐”见厕所的西墙有一人多高，寻思杨秀华也跑不出去，就先向胡同口的日军跑去报告。一听说女村长在院子里，十几个日军扑进院子。他们端着枪，一步步逼近厕所。但出乎意料的是，却不见了杨秀华的踪影。气急败坏的鬼子回过身朝着“菜老拐”就是一顿耳光。

原来，厕所靠西墙边正好有一棵树。杨秀华凭着从小常爬树而练就的技巧，迅速爬树越过高墙。她穿过几座院子，又闯过一个胡同口，随着一伙躲逃日军的村民，跑出了村外。

1944年春，为了抗灾度荒，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杨秀华接到区里通知，要她两天以内带领车辆从寿张一带把粮食运来。

杨秀华立即组织起20多名青壮年参加的运粮队。他们化装成粮贩，分成几伙，手推独轮车，日夜兼程，摸沟爬坎，躲过敌人多次盘查，按时到达指定的储粮地点。

去的时候难，回来的时候更难。队员们每人推着几百斤粮食，行进在松软的黄土路上，简直是一步一挨。天微亮，运粮队机智地通过了封锁沟，踏上了回根据地的征途。队员们你追我赶，车轮滚滚，他们来到了区政府所在地——胡疃。区委书记、区长以及区里的其他干部，纷纷到村头迎接凯旋而归的运粮队员。晨光里，杨秀华那张更显消瘦的面颊，泛起了红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