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金有志  整理 徐淑之

我16岁参加了八路军。我所在的华北战场处在敌人后方，敌人占据城市要道，我们处在农村，环境十分艰苦，武器装备、训练水平都处于劣势。我们的部队大都昼伏夜出，以夜战、近战为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速战速决。

在这期间，令我难忘的是1940年10月7日在河北省曲周县大连寨的那场战斗。1940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3个团分别在曲周、永年、广平、肥乡、馆陶、临清等县帮助抗日根据地群众进行减息减租斗争。6日，新八旅副旅长王近山率领二十二团、二十四团由馆陶县河寨一带转移到曲周县大韩固村、南陈村、柳町及东南的大连寨一带，新八旅指挥部驻扎在大韩固村，部队驻扎地距离曲周县城10余公里。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情报员刘福兴、王治通过我方情报员王禄、刘志堂、王玉林等人送出情报：驻曲周县城的日军山本大队准备出动1个中队的兵力，于次日一早前往大连寨“扫荡”，抢夺秋收的粮食。曲周县参议会参议长冀汇川随即赶到大韩固村新八旅指挥部，将情报亲自送到副旅长王近山手里。王近山立即命令二十二团团长田厚义和二十四团团长徐宝珊速到旅指挥部接受战斗任务。

10月7日8时左右，驻曲周县城日军出动200余人（其中，日军150余人，伪军50余人），向驻扎在大连寨的新八旅发动进攻。敌人一路奔来，如入无人之境。战斗在11时左右打响。敌人先以密集的炮火攻打大连寨、小连寨二十二团驻地，造成该团部分人员伤亡，二十二团团长田厚义、二营营长曹丕堂负伤。不过，新八旅有个好作风，行军到达驻地后，不管早晚，先挖掩体后睡觉。因我军事先了解敌情，大部分战士进入预先挖好的战壕掩体内，伤亡不大。我所在的二十四团驻扎在安寨，距大连寨约2公里。根据新八旅首长指示，二十四团从左翼迂回包围敌人，二十二团从右翼包围敌人，很快形成了对敌三面包围态势，并发起攻击。在第一次攻击中，便将敌中队长山根击毙，使大部分日军伤亡，敌军阵脚大乱，落荒而逃。

我当时是二十四团三营的医助。我跟着三营教导员王希永爬上老乡烧砖用的土窑，此窑是一个制高点。登上土窑以后，我看到敌人正拼命逃窜。三营战士很勇猛，迅速追赶敌人，还活捉了1名负伤的日军医生。战士们收缴了他的日式手枪和药包（红色皮包），并用担架把他抬到土窑前。刚见到这个战俘时，我恨之入骨，不愿给他包扎、打止痛针。当教导员提醒我要优待俘虏时，我才对他进行了救治。当我为他止血包扎，并用夹板固定骨折部位之后，他才睁开眼。在教导员的指示下，我很不情愿地给他注射了一支止痛药。这时，日本军医点了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痛哭起来，流了很多泪水。因为没有翻译，我们无法交流，我想，他是被感动了。开始，他怕我们杀他或者打他，可我们既没打他也没杀他，而是给他打止痛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俘虏，更是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痛哭流泪。在此之前，我总以为日军多么顽强，多么不怕死。这时我才明白，日本普通军人并不是都那么死心塌地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这一情况很快被报告给了团长徐宝珊和新八旅副旅长王近山。领导考虑到我们没有好的医院，也没有X光机，于是决定将其送回曲周县城。我们用1扇门板和2条绳子做成1个担架，动员2位农民抬着。这2位农民认为应该把他杀了。为防止在路上出现意外，我们做通了2位农民的思想工作。

曲周县城的日军在这次失败后非常恐慌，在城里进行严密搜查，认为城里人都是八路军的探子，最终3位地下交通员王治、韩玉林、刘夫英身份暴露被捕，后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金有志，1923年生，1939年3月参加八路军，同年9月入党，历任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四团三营医助、营支部书记、团卫生队军医，曾参加百团大战，参加攻克肥乡、广平、邱县、沙河、临清、清平等县城的战役。曾任冀南军区七军分区卫生队党总支书记。1946年考入北方大学医学院，任第三区队队长、医学院党委委员、北方大学党委委员，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卫生部干部科科长、医政处副处长、管理处处长，1962年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解放军二五四医院院长、第八分部医院院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