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停止内战的强烈呼声下，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了一个时期。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调动精锐部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内战再次爆发。在军民的奋力抵抗下，敌人有生力量遭到重创，被迫于次年三月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主攻陕甘宁和山东。顾祝同率45万兵力，向山东袭来。敌人依靠黄河天险，重兵据守，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较量，与此同时，又在花园口堵口，妄图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

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形势，在全国各个战场运筹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鉴于黄河将回归故道，1947年2月，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任命王化云为司令员，刘茂斋为副司令员，郭英为政委，后曾宪辉接任司令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在从濮阳到东阿的三百里黄河北岸成立了七个航运大队，每队500-600人，20-30多只船，每个大队按人、船数目多少，编4-6个中队。队员是县里水性好、能撑船的青壮年积极分子和少数老艄公，实行部队编制，过军事化生活。为了便于指挥，从专署到县区均建立了河委会。3月15日，花园口合拢，黄河流归故道。冀鲁豫行署给东阿县下达了封树造船、征购苎麻、征调水手及水兵的命令，为支援刘邓大军渡河积极做准备工作。东阿县除动员民工进行大堤修复工作外，还在位山、周庄建厂造船，以备渡河之用。东阿县沿黄河八十里之内的物资、民工统归黄河指挥部调遣。

黄河第五大队，驻东阿县位山，有600人、30只船。不久，六大队人和船也划归五大队。设作战、船管、供给三股，编成六个连队，大队辖一个武装排，每只船都配有轻武器。大船载百余人，小船载二三十人。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和国民党、还乡团的袭击骚扰。经常在密林中和地窖里安炉打铁、造船，夜晚把灯用纸和布罩起来。除造船和训练水手外，沿河群众还积极做鞋、磨面、运送粮草、组织担架队、轮战团，参军参战。在“保家、保田、保饭碗”口号下，各区参军动员会上，出现了不少父送子、妻送郎的热烈场面。为支援大军渡河，不少人家甚至献出了门板、木料。

国民党55师和68师分驻黄河南岸，东阿段由敌20绥靖区两个旅防守。国民党自恃黄河天险，可敌四十万大军，因而河防松驰。在全国展开大反攻后，刘邓大军奉命渡河南下，直插大别山。1947年6月27日，冀鲁豫军区独立一旅，为策应野战军主力渡河，先期从位山渡河，立即向守敌展开进攻，实施“调虎离山”计，敌人误以为我主力已从位山、孙口渡口以外过河南，遂将这些渡口守军主力撤走，为大军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进攻命令，黄河司令部做了紧急部署，将各大队船只运至渡口附近隐蔽待命。白天沿河十里之内没部队活动，处于激战前的宁静阶段。傍晚，各部队才悄悄向指定渡河地点集结。九点整，三百里河防线上同时发起进攻，黄河司令部全力以赴，组织水手、船只运送大军渡河。

6月30日（农历五月十二日），月亮正明，东南风微微吹着浊浪拍打着黄土岸，野战军一纵，从位山发起了强渡。尖兵为七只小船，每船除水兵外，乘九名战士、携三挺机枪，后面是八条大船，每船一连人。船到河心，岸边残敌发出稀落的枪声，河边炮兵立即鸣炮还击，以偷渡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五分钟将船划到对岸。漫水滩上，战士们淌着齐腰深的水，奋勇向岸上的逃敌追去，一夜之间，“可敌四十万大军”的天然屏障全线崩溃。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二万主力渡过黄河，按战前部署向郓城、定陶等地进攻。

为防止敌机轰炸，渡河一般是在晚上进行，天亮即停。野战军主力渡了两个晚上，其他部队、民兵、担架队和各种物资、车辆，渡了十七个晚上。在这段日子里，黄河司令部所辖七个大队，共运送战斗人员三十余万人次。武器、弹药、粮草等物资不计其数。七月四日，刘伯承、邓小平及野战军领导机关从孙口渡河，位山船只调去支援。后来，人们称这里为“将军渡”。刘、邓首长高度赞扬了黄河司令部所做的贡献，对沿河水手、群众英勇献身的精神给予褒奖，并亲自签发了嘉奖令。

东阿人民在渡河战役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是应当载入史册、传诸后世的。位山——这个英雄的渡口，是历史的见证人，滔滔黄水仍在位山脚下向大海流去，日夜奔腾不息，似乎引亢高歌:大河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浊浪击岸，人道说，刘邓渡河战役……

摘自《黄河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