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逐渐兴起的一场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和科学为旗帜，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这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新青年》和北京大学聊城籍学生傅斯年在李大钊指导下主编的《新潮》等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在设于聊城的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立三师”）、山东省立第二中学（以下简称“省立二中”）等校师生中流传，封闭的聊城社会逐渐渗透进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潮流，国民心理感受到新思潮的冲动，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下的聊城人民看到了一丝曙光。

省立三师位于聊城南门里，前身是东昌府考院、东昌府简易师范学堂、东昌府初级师范学堂、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东昌府考院改办为东昌府简易师范学堂，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改为东昌府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为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1914年8月改为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是当时全省四大师范学校之一。该校分前期师范和后期师范，分别培养初级小学教师和高级小学教师，学制均为三年。该校归省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领导，教师大多为大学毕业生，其中还有留学生。大部分学生来自鲁西北各县，一般是富裕农家子女。1919年，省立三师在校生有336人，聘有教师23名。新文化运动以来，省立三师学生通过自发创办的“读书会”和课外文艺刊物宣传新思想。

省立二中位于聊城城内光岳楼东南，前身是东昌府启文书院、山东省立中学堂、东昌中学校、山东省立第四中学。1914年7月，设在临清的山东省立第七中学与省立四中合并，校名改为山东省立第二中学。该校为四年一贯制初中，隶属于省教育行政部门，学生主要来自于鲁西北各县。1919年，省立二中在校生有200人左右，聘有教师十几人。

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西北的初等教育和民国初年相比，有了缓慢发展。各县县城都在文庙、书院或寺庙组建起一所高级小学，聊城、临清、高唐已有五处高级小学，但在校生都不足百人，有的只有三四十人。

1919年1月，由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巴黎和会”开幕，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也派专使出席和会。但会议不顾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遵照北洋军阀政府的旨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5日，北京学生宣布总罢课，19日，再次宣布总罢课。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但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遭镇压，大批进步学生被捕。在此紧要关头， 5日，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烈火燎原，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北洋军阀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山东问题”一直是中国人民关注的中心，对山东人民更有切肤之痛。巴黎和会召开后，山东人民就以多种形式，开展了不妥协的抗争，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省以济南为中心迅速掀起了以声援北京学生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主要内容，以通电、集会、示威游行、街头演讲和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的群众爱国运动。其中，5月6日，济南各界1万余人集会；7日，山东省暨济南各界3万余人举行山东国耻纪念大会；16日，济南各界62个团体的代表集会，议决统一抵制日货；济南学生联合会从各校学生中选派代表，于5月30日回本县联络群众参与力争主权的斗争，对激励全省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起了重要作用。

5月中旬，北京、济南等地发生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聊城后，在鲁西北最高学府省立三师产生了巨大反响，部分学生很快在校内进行了串联宣传。接着，以省立三师为中心的爱国学生运动，很快遍及聊城城内各个学校。5月20日前后，省立二中、东临道立模范高小、聊城县立高等小学等学校的学生相继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各学校的学生骨干召开了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推举产生了以省立三师学生刘伦卿、省立二中学生李学曾为首的“聊城学生联合会”，拟定了活动宗旨和方案。决定主要活动内容和方式是：上街游行宣传，张贴反帝爱国标语，散发传单，发动市民、商民抵制日货等。同时决定，一旦学校或政府当局出面干涉或武力镇压，学生就离校深入四乡宣传发动群众，揭露反动派的丑恶行径，坚持斗争到底，绝不妥协让步。

“聊城学生联合会”成立后，迅速提出了“以实际行动反对卖国贼”，“拒绝对德和约”，“废除‘二十一条’”，“绝不让日本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口号，并联合商民30余人，分别组成了统归“学联”领导的宣传队、纠察队、调查队、募捐队及国货商场等组织。不久，商界成立了“商民联合会”。

5月21日，“聊城学生联合会”开始发动市民、商民积极抵制日货。5月26日的《申报》报道：“山东人民之抵制日货，不但济南六十二团体联合会议决行，即……东昌（今聊城）各巨镇莫不一致进行，规定持久办法。”（《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济南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434页）6月1日，聊城城内爱国学生和商民、市民等近3000人在城内东门附近繁华地带集会，揭露卖国政府媚外投降、袒护卖国贼、镇压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罪行。会上，20余人登台演讲。广大群众怒斥日本政府和中国的卖国贼，高呼：“誓死保卫青岛！”“还我山东！”“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不少学生悲愤地咬破手指，洒泪血书“良心救国”四个大字。有的学生还将没收来的布匹、绸缎、靴鞋之类日货，浇上煤油当众烧毁。会场群情激昂。各界代表当场商定了抵制日货办法，宣布凡继续贩卖日货和其他洋货的商号，一律封门，并将洋货没收销毁。集会一直持续到傍晚。

之后，聊城学生开始罢课，商民开始罢市并主动抵制、销毁日货。“学生联合会”与“商民联合会”联合组成了“聊城学商联合会”，撰写了《泣告全国父老抵制日货宣言书》，印成传单赴各县散发，并投寄省内各大报刊登载，聊城城内各校均设立了国货销售部和收缴日货组，号召学生坚决抵制使用日货，不穿洋布，不坐洋车，不吃日本食品。师生以用国货为荣，以用日货为耻，很多同学主动把东洋皮鞋、皮靴烧掉，把洋布衣服撕成碎条挂在校园内，而改穿家织土布衣服。各校学生和部分商民还自筹和募集资金，成立了爱国商场。楼东大街各商铺门前都挂出书有“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的横匾，广销国货。广大市民群众争相购买国货，大振了民族气节和民族自信心。

省立三师和省立二中的部分学生还自动组成赴各县宣传队和“抵制日货劝导团”，到鲁西十多个县进行宣传演讲，张贴标语，进行广泛的反帝爱国宣传。一些爱国学生经常深入四乡农村，利用村镇集市，介绍北京、济南等地爱国运动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暴行，宣传朝鲜亡国之痛，唤起民众力争国权，坚决抵制、销毁日货，使用国货。学生的爱国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群众的共鸣。乡间一些小学高年级学生及四乡部分农民也加入了反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不少农民和乡村商民主动为下乡宣传的学生送水送饭。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动建立组织，广泛持久地抵制日货。聊城的反帝爱国运动声势越来越大。

6月3日后，北洋军阀政府枪杀镇压北京学生的消息传到聊城后，更激起了学生和各界群众的义愤。“聊城学生联合会”发动省立三师、省立二中等全城各校学生，在省立三师附近的万寿观召开了学生代表会议，揭露卖国政府的罪行，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决定通报省教育厅，宣布省立三师、省立二中学生罢课，同时派人去阳谷、临清、濮县（今属河南省）、范县（今属河南省）、观城、朝城等地的县立中小学串联，动员师生投入罢课斗争。省立三师、省立二中的部分进步教师也参加了这次罢课运动。

在历时20多天的罢课斗争中，聊城街头经常有学生和市民群众组成的宣传队作宣传，每个宣传点都汇聚数百名乃至上千名群众听演讲，并同声高呼爱国口号。学生宣传队还自编了活报剧进行演出，揭露卖国贼的丑恶嘴脸。省立三师女子部和光岳楼小学及省立二中的部分女同学也冲破旧礼教的束缚，参加了学生游行、宣传队伍，有的还参加合唱队在街头演出。

聊城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鲁西北各县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从5月下旬到6月上旬，各县学生不断进行罢课斗争，进步学生开展了盘查日货活动，发现日货当即没收或销毁，并查封贩卖日货的商店。

6月10日，济南商界冲破军警阻挠举行全体罢市，并发表《罢市宣言》。之后，聊城也举行了罢市，并在学生的支持下，与当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五四运动中，聊城人民的反帝爱国活动融入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冲决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藩蓠，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闸门。聊城人民开始了新觉醒。

（研究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