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鲁西一带大旱，曾广福响应抗日政府号召，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办起了鲁西第一个互助组。互助组增强了农民的抗灾能力，促进了生产发展；曾广福也在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中一步步成长起来，先后成为县、省和全国劳动模范。

组织起来渡难关

曾广福是南峰县董杜庄村（今属莘县）人，生于1914年，因家庭贫困，17岁便开始给人家扛长活、打短工。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来到这里，建立了抗日政权，曾广福也回家参加了农会，并当上了农会会长。董杜庄一带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较少受到敌人袭扰，农会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斗争。

1943年，鲁西一带遭受了特大旱灾，一春无雨，小麦颗粒不收；秋季仍是大旱，收成寥寥无几。穷人无法度日，纷纷外出逃荒。为帮助农民渡过难关，抗日政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团结自救，战胜灾荒”。区干部知道曾广福人品端正、吃苦耐劳、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便找他谈话，让他带头。曾广福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他找到二弟曾广明和生活困难又缺劳力的韩连成、韩来臣，对他们说：“上级叫咱团结自救渡灾荒，我看这是个好办法。逃荒逃荒，越逃越荒。如果咱四家合在一起种地，人多了，牲口也多了，困难就少了。把地种好，多打粮食，比到外边要饭吃强百倍。”四人一说即合，当下决定合起来干活，名字就叫“互助组”。

这4户共有13口人，14亩地，大小牛各1头。种麦季节到了，他们把一大一小两头牛合成一犋，再拴上两根绳，配上两个人拉边套，只用了6天，就把12亩地犁耙好种上了小麦。村里其他贫困户见这法子挺好，也三户合伙、四户搭帮地种起小麦来。这样，贫困户虽然缺犁少耙，牲口不多，但一经联合，许多困难就大化小、小化了，结果种麦子都没落在富户后边。种麦期间，曾广福除在本组干活外，一有空就去帮最穷、最缺人手的户搭帮手。在种麦的那些天里，他早起晚睡，走东串西，直到所有贫困户都种完，他才算歇了歇脚。

种完麦子，贫困户的吃饭仍是问题，不少人纷纷外出谋生路，一个个互助组自然解散。曾广福为此冥思苦想了几天，有一天他忽然把本组的户主召集在一起，说出了一个办法：“农活没了，我看咱就干木工活。我当过木匠，咱四家凑钱买几件工具，弄点木料，开个木工铺，我掌尺，你们跟着学，赚了钱咱四家平分，赔了都算我的！”其他三人也觉得兵荒马乱的外出逃荒不容易，倒不如在家想法挣点钱省心。加之曾广福忠厚实在，大家都信得过，便一致表示同意，只是更改了一条：赚了钱四家分，赔了钱四家摊。为了免生争议，曾广福又立了三条规矩：一是四户各出一名壮劳力，按出工天数记工；二是赚了钱按工分配；三是刨花及不成材的杂木四户均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有点难了。四个人都目不识丁，这工怎么记？曾广福有办法，他在墙上清理出一块地方，分成四块，每人占一块，干一天划一条长杠，干半天划一条短杠，算账时俩短杠算一个长杠，按杠多少分利。好在四个人都老实可靠，谁也不会捣鬼，木工铺就这样开张了。开始时做一些民用的门窗、家具，后来给鲁西北军分区的一个地下兵工厂做手榴弹箱。这活既能挣钱又能为抗日出力，大家干得很认真，每次接到任务都是用最好的木料立即赶做，精心加工，保证按时送到指定地点。民用产品要拉到集上去卖，曾广福怕耽误干活，想了个新招，将做好的家具按低于市场的水平估个价，另找人去卖，卖不出去的原件拉回，卖出去的只交估价，多卖的钱归己。这样既不影响干活，又帮助好几个贫困户解决了生活困难。

干了一冬天，到年底一算账，净赚3400元（解放区流通的边币）。由于所做的手榴弹箱质量好，交货及时，军分区又奖励了600元。他们把这些钱留下1500元作周转金，其余的按工分配。四户人家谁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大人孩子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曾广福是技工，又是师傅，出力最大，本该多分，可他总是想办法让自己少分。分到手之后，看村里哪些人家最困难，这家三十，那家二十，又散发出去不少。刨花和下脚木料也是分成四堆，一家一堆，这下又解决了烧柴问题。曾广福应得的碎木很少往家运，大都送给了村里缺柴烧的贫困人家。

木工铺挣了钱，这四家连带着其他一些贫困户都顺利地渡过了灾荒。家里用不了的钱，他们又买成豆饼、大粪干上到麦地里。第二年，互助组的麦子平均亩产80斤，比一般户高出30斤，麦秸都给了有牛的户。县里和区里都表扬了他们，边区的报上还报道了他们办互助组的经验。

没有灾荒也互助

灾荒渡过了，还要不要继续互助？曾广福与其他三家一合计，态度很一致：合起伙来能取长补短、互相帮衬，能多打粮、多挣钱。有灾荒要互助，没有灾荒也要互助，互助组要一直办下去。这年麦后，曾广林和曾广兴要求加入曾广福的互助组。曾广福很欢迎，其他三户却有些犹豫，因为这两户一无牲口二无大农具，怕把互助组拖垮。曾广福对他们说：“都是穷爷们儿，咱互助办好了，得拉他们一把。看着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咱也不忍心。困难搁在一家一户身上能压垮，大家都来承担就能抗过去。不然，对不起关心咱的党和政府。”就这样，曾广福的互助组发展到了6户，共有27口人，30亩地，牛却还是原来的那一老一小。

互助组扩大了，还得立新规矩。曾广福经过与各户商议，又定了4条：一是全组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干木工，常年搞合作互助；二是全组统一安排农活，互相帮忙，按天记工，一个工一斤粮，夏麦秋豆，均在收打后算清；三是干木工还是每户出一名男劳力，按出工天数分利，下脚料6户平分；四是牛归户主养，干活时各户按地亩数对草料，临时没有的可欠着。有牛的户可以用牛顶工，大牛干一天顶一个半工，小牛一天一个工。规矩定下了，大家都照着办，没出过任何争执。这年秋后一算，互助组的秋粮平均亩产90斤，比一般户高出30斤。年底木工铺结算，每户又分得纯利180多元，还有一大堆碎木刨花。

1945年麦后，村里最穷的韩富贵要求加入互助组，曾广福又答应了。这样，互助组就有了7户，32口人。组里又添了一头牛、一盘耙、一张犁，条件越来越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木工铺干活可以划杠记工，干农活一年有三季在地里，人多时间长，村东村西来回跑，划杠的办法不适用了。曾广福人实在脑子倒不笨，他又想出了一个主意：缝7个小布袋，一户一个，做上记号。再准备一些麦秸杆，每干一晌活往布袋里放一截麦秸杆，按晌掐，天天装，月月结，麦收和秋收后按麦秸杆的数量结账，按每两根麦秸杆3斤粮食，各户找齐。大家同意了这个办法，并一致公推曾广福掌管这7个小布袋。于是，曾广福成了互助组里不识字的义务记工员。他常年把7个小布袋挂在腰间，时间久了，布袋越装越鼓，曾广福的腰也越来越粗。有人开玩笑：“你腰里别着7个手榴弹，想学八路去打日本呀！”曾广福哈哈一笑说：“别看布袋不大，7家的钱和粮食都在里面装着哩！”

1945年年底一算账，互助组两季粮食平均亩产180斤，比一般户高出60斤，木工铺盈利每户分得150元，这7户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其他户看到互助组能多收入，再加上曾广福的宣传发动，董杜庄又成立了3个互助组。4个互助组在曾广福的带领下开展生产竞赛，看哪个组干活细，庄稼好，产量高。你上一车粪我上两车，你锄两遍地我锄三遍，暗暗较劲，谁也不肯落后。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董杜庄从邻村分得300亩地。就在这一年，32岁的曾广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村里又成立了两个互助组。全村6个互助组，互帮互学，互相赶超。管理方法都差不多：一是劳动力按晌记工；二是互相帮工，一个劳力干一天按2斤粮食计算，麦秋两季分别找齐；三是所种作物尽量统一，便于统一管理。这一年，各组粮食都喜获丰收，仍然数曾广福这个组平均亩产量最高。

生产要有带头人

1946年又遭遇严重春旱。那时种地，完全是靠天等雨，雨季不到，河里常年没水。村里有几眼吃水砖井，地里根本没井，农民也没有浇地的习惯，只有种菜园的在村边上打眼井，也是吃水浇园两用，遇上天旱水少，则只供饮水不浇园。在大旱的情况下，县、区政府号召农民浇水保苗。但水从哪里来？董杜庄全村共有4眼吃水砖井，井不深，出水量也不大，当年曾广福给村里的富户扛活时曾在一个早晨挑干过3眼，靠这几眼井浇地门也没有。上级介绍了外地打土井抗旱的经验，要求各村学习。但当地有一种迷信说法：地里不能打井，打井戳了龙王眼，要遭报应的。一时各村各户都在犹豫观望，眼看着麦苗一天天发黄。

曾广福是个不信邪的人，他想：村里的井能打出水，地里挖井也一定可以出水。与其看着麦苗旱死，不如拼一下搞个打井试验。别人的地不能打，他在自家地里选址开挖。村里人一见广福真要干，一时说啥的都有。有的说广福吃了豹子胆，不怕惹麻烦；有的说自古都是靠天吃饭，打井还不如在家看蚂蚁上树哩；有的说饿不死人家也饿不死咱，冒这个尖干啥？曾广福的说法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就不信挖个土井子比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还难！龙王不下雨，我戳他的眼让他淌泪！”不管别人怎么说，曾广福认准一条路决不回头。他在自家地当中先挖了一个七八尺深的长方形土坑，然后从坑的一头向下挖圆井，将圆井的土存在长坑的另一头，满了再一锨一锨地往外倒。挖到一丈多深的时候，井里出水了，曾广福也成了泥人。他高兴地跑回家把二弟广明叫来帮忙。兄弟两个用粗布做了个泥兜，井口上横放一块木板，广福在井下挖，广明站在木板上提泥。井里的水越来越多，流沙也涌了出来，广福两条腿陷在流沙里，每动一下都得费很大力气。无奈，只得爬上来吸袋烟想办法。一袋烟没吸完办法却有了。兄弟俩回到家，拿出一个没底的破囤圈，又找来些条子接茬往上编。第二天一早，他们把囤圈下到井里，外面用草苫子围住，流沙被挡在了外面，从囤圈里面往外掏泥，进度一下子加快了许多。又挖了几尺深，终于穿过流沙层，见到了胶泥底，并先后出现了几个小泉眼，土井挖成功了。

有了土井，曾广福立即安上辘轳，提水浇地，一天能浇半亩多。水浇过的麦苗很快返青，没浇过的大都干黄一片，差不多一个火星就能点着。群众一见土井浇地这么好，纷纷动手效仿。互助组打井，人多力量大，加上又有了曾广福的经验，进展很快。曾广福每天从这个井跑到那个井，不但指导，还亲自下井帮着挖。大家越挖越有劲，仅曾广福互助组一个春天就挖了14眼土井。有了土井，抗旱就有了办法，收成自然会大大提高。当时农业产量很低，农民有句俗话说：“麦收五十秋盼七，好年景难过一百一。”意思是说小麦亩产50斤，秋粮亩产70斤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就算遇上好年景，两季加起来亩产也不过110斤。但这一年曾广福互助组麦秋两季的粮食平均亩产却达到了208斤，几乎比过去的好年景高出一倍。

曾广福互助组打井抗旱夺丰收的事很快传遍了冀鲁豫交界处的县、乡、村，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949年，曾广福继当上县劳动模范后又被选为平原省劳动模范，省委奖给一块写有“社会榜样”四个大字的木匾。10月，曾广福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登上了观礼台。1950年，董杜庄的互助组发展到14个，共87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0%以上。这年秋天，曾广福出席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成为全国劳动模范。1951年，曾广福互助组粮食亩产达到227斤，被评为全县模范互助组。是年冬，曾广福的互助组转成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事件》

（研究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