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上旬，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奉中共中央指示，赴延安筹备“七大”。他从华中局机关所在地江苏阜宁出发，经鲁南、湖西，到达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驻地观城县红庙村。

当时，正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半年内占领了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广大地区。日军为了变中国为它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华北，日军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先后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全面实施“总力战”。在政治上，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扶植伪政权，扩充伪军；在经济上，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加紧对根据地的封锁掠夺；在军事上，推行“囚笼政策”，对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先后在鲁西地区制造了数十起惨案，被杀群众不计其数。敌人的“扫荡”、“蚕食”、封锁，加上鲁西地区自1939年开始的连续干旱，瘟疫、霍乱蔓延，而军事斗争方针又不适应变化的客观形势，群众未有真正发动起来，以致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时期。1942年秋，这一带有日、伪、顽军据点200余个，有日军5000余人，伪军20000余人。顽军15000余人。临清、聊城、高唐、博平、堂邑等县和冠县北部沦为敌占区，阳谷、东阿、茌平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成了游击区。冀鲁豫、冀南两区党、政、军机关和运西、鲁西北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集中活动在东西五六十里、南北百余里的濮（县）范（县）观（城县）中心区，干部战士每天只能吃些南瓜和杂合面，有时甚至连南瓜汤也喝不上。

刘少奇这次路经冀鲁豫，是想了解这里的抗战形势。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一到达住地，就催促边区领导人谈情况。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行署主任晁哲甫等，从下午至深夜详细地向刘少奇汇报了根据地的创建及目前的困难局面。听完汇报后，他根据华中的经验，结合边区的情况，就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地方政权的建设，统一战线，反“扫荡”斗争，以及国际国内形势讲了许多重要意见。他说：在如此艰苦的形势下，你们没有被敌人挤走打垮，保持了华中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对敌斗争形势将日益复杂，艰苦的局面还在后头。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不被敌人吃掉，必须树立牢固的群众观念，发动群众，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好处。要依靠贫农、雇农、佃农这些基本群众。要搞统一战线，不要认为我们住在地主、富农家里，一搞斗争就脱离了他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没有群众工作就没有根据地，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基本群众。刘少奇还特别关心冀鲁豫和冀南的灾荒情况，指出，目前灾荒严重，要做好生产救灾工作。最后，他对水东地区的工作讲了意见。刘少奇的指示，对边区党组织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为转变工作方针指明了方向。

刘少奇到红庙时，日军第十二军团长喜多诚一正在频繁调动平汉、陇海路沿线部队，准备对濮范观中心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为了刘少奇的安全，边区领导多次劝他早点离开，可每次他总以“你们不怕，我还怕他们不成。”予以回绝。他在听取了边区领导人的汇报后，又深入到干部战士及党外人士中间，进行座谈了解。刘少奇在红庙住了十几天，经再三劝说，他才在地方部队的护送下，离开红庙，从安阳地区通过日军沿平汉路设置的封锁线，去太行山根据地，后转赴延安。

为贯彻刘少奇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于是年11月12日，在红庙召开了边区高级干部会议，10月份从冀中区党委书记任上调至冀鲁豫区党委任书记的黄敬，作了《边区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发动群众，扭转严重局面，巩固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和斗争策略。指出，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口号、内容、形式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定。与此同时，区党委还把中心区的濮县、范县作为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单位，从党校、行政干校、陆军中学及边区抗联总会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中抽调500余名干部，组成政民工作队，分赴两个县。政民工作队协助抗联发动农民，对地主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斗争从减租减息、反贪污、反黑地入手，以改造村政权为主要内容。1943年1月，濮县、范县的民主民生斗争取得了胜利，广大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中间力量开始分化，并向基本群众靠拢。1943年春，区党委在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到面，使民主民生运动在全区有步骤地展开。

在接敌区和边沿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反资敌、反贪污、反出夫为内容，有时以公开的抗日斗争为主，有时以两面政策配合武装斗争，团结各阶层一致对敌。

在敌占区，以实行抗日两面政策，开展合法斗争为主，千法百计地减少群众对敌负担，保存抗日力量。

通过发动群众，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斗争及大生产运动等，至1944年夏，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开始好转，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事件》

（研究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