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政党，党的纪律是党事业的保证。1928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群众工作经验时，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一规定不断丰富发展，最终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聊城地区党员干部在工作和战斗始终紧绷纪律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的这些铁一般的纪律。

曾经担任过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将军就是一个恪守党的群众纪律的楷模。杨得志，原名杨敬堂，湖南株洲人，1928年10月入党。1941年7月，冀鲁豫区与鲁西区合并，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当时冀鲁豫军区机关设在观城红庙村（现莘县境内），杨得志司令员在这里指挥部队与日伪顽军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和战斗，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杨得志不仅拥有卓越的领导和军事才能，他严守党的群众纪律的精神也让当地群众津津乐道。一次，军区司令部第四科有位同志叫来村民张安鑫，给钱让他去买盒烟，张安鑫买不到，就把钱拿了回来。但是这个同志不接，坚持要他把烟买来，这让张安鑫左右为难。杨得志获知此事后，脸色一沉，随即让警卫员把那个同志找来，当着张安鑫全家的面让这个同志作检讨。张安鑫的父亲赶紧上前劝说：“司令员，都是自己的同志，因为这点小事，哪用这样。”杨司令员却严肃地说：“不，老大爷，这不是我不宽容他，是八路军的纪律不宽容他”，“人民的军队应该给人民解决困难，不给人民解决困难，反而给人民制造麻烦，这就是犯罪！”还有一次，杨得志发现司令部借用村民张信吉家的锅做饭，烧炸了一道缝，只赔了八毛钱，按照当时的物价还不够几个钉子钱，便责令伙房按当时的物价进行赔偿。张信吉坚决不要，杨司令亲切而又严肃地对他说：“这不行，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一定要赔偿！”在杨司令的一再坚持下，张信吉收下了赔款，连声称赞杨司令处处为群众着想。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政治委员肖永智也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党的纪律。肖永智，湖北省黄安县肖家湾（今属河南省新县）人，1932年5月入党。1939年秋，肖永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政治委员，和司令员李聚奎率部来到鲁西北，指挥筑先纵队第三营在堂邑一带开展活动。到达堂邑后，肖永智规定三营每个连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比如有一次肖政委带队进行夜行军，在到达一个村庄后，命令部队天不亮不能叫百姓的门，部队只能露天坐在街上，等群众起来后才能进房休息。住在老百姓家里，都要帮助挑水、扫院，开展“满缸运动”（把群众的水缸挑满水）。遇到其他的劳动，更要积极参加，尽力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如果部队烧了群众的柴火，虽然当时部队没有钱，也要给群众打条子，以后由当地政府还群众。当部队出发时，肖政委都会派人到各家告别，征求意见，表示感谢，并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肖永智既严格要求他人，又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教育战士们遵守纪律。

1942年，鲁西北平原滴雨未落，春季至秋季，持续干旱，河道干涸，大地龟裂，秋季庄稼没有结籽就枯竭而死。当年的小麦没有种上，有的种上也没有出苗，第二年年初自然颗粒未收。于是，冠县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灾荒。同时，在冠县的日军，加紧侵犯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疯狂“扫荡”，“铁壁合围”，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妄图摧垮抗日根据地。齐子修、吴连杰、冯寿彭、周致中、栾省三等伪顽部队，配合日军长期盘踞冠堂一带，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破坏和摧残，冠县的抗日军民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开始，群众还能吃些野菜、树叶、树皮。不久，野菜挖完了，树皮剥光了，树叶长一茬被人们吃一茬。一些身体稍好一点的群众，都跑到黄河以南去谋生，走不动的老弱妇孺则饿死在荒野，冠县出现大片的“无人区”，有些村院内杂草丛生，田野一片荒芜，部队驻到这里，只见尸体不见人，情景十分凄凉，目击者无不流泪。

冠县县大队吃的也是树皮、野菜。有时政府从外地运进一些豆饼或棉籽饼，供给县大队当口粮，但也是一餐2两，战士根本不能吃饱。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也只好上树采树叶充饥。部队领导发现后指出，这是与民争食，违犯群众纪律，不能再采树叶。战士们都很遵守纪律，一片树叶也不采了。看到群众饿得爬不上去树，战士们就爬树替他们采，群众不忍心要，就分给战士们一些。

还有很多遵守党的纪律的典范。素有“铁帽子二连”之称的八路军新编第八旅二十二团二连指导员许建瑞特别注意部队纪律，部队每次行军离开村子前，他总是组织干部到住宿的群众家中检查访问。聊城县县长张侠曾经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讲明党的纪律，公开审理了县大队中队长抢夺群众财物的案件，并对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处决。铁一般的纪律使我党我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提高了党和部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