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军发动的冠县“治安强化运动”达到了高潮。日军指使伪军齐子修部先后侵占了辛集、赵庄、张柳邵、桑阿镇一带，反复“扫荡”“清剿”、安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妄图修起冠县至南馆陶、北馆陶、堂邑、莘县几条封锁线，将抗日根据分割成小块，然后逐块吃掉。
冠县至堂邑公路两侧地区，是鲁西北抗日老根据地之一，公路的中间一段在冠县十一区境内。当时，王西原任十一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接到上级要求坚决破坏敌人修建封锁线的指示精神，王西原等人认真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决定在冠堂公路上展开一场反对敌人挖封锁沟、修建封锁线的斗争。
早在1941年秋，日军就在紧靠贾镇的西庄设置了据点。这里位于冠、堂两县交界处，贾镇是交界处的重要集镇，也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敌人在西庄设置了据点，加强了对冠堂公路的控制，对根据地构成了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敌人还在二十里铺安了据点，两个据点相距只有七八里路。敌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安稳稳地修封锁线了。群众在敌人威逼下挖好的封锁沟，宽三丈，深两丈多，两三个人徒手下去根本没法上来。如果让敌人把封锁沟全部修成，抗日活动将会受到很大限制。
针对敌人白天强迫群众修封锁沟的特点，王西原带领十一区队队员们分头联系群众，让他们少出人、磨洋工，从而使工程进展缓慢，到了晚上再组织群众破路平沟。破路比修路容易，平沟比挖沟省力。更何况修是被迫，破是自愿呢？就这样白天修，晚上破，很长时间封锁线也没修起来。
敌人的阴谋没法得逞，便又生一计。他们从六区、八区抓来很多群众，武装监督，想在极短的时间内修成封锁线，使游击队来不及破除。针对这种情况，王西原召集队员进行研究，认为敌占区来的群众是想早干完活早回家的，如不立即采取措施，等不了几天就可能完工。在仔细分析情况后，同志们认为：人多就怕乱，如果群众听到枪声，一定会借机一轰而散的，敌人再强迫群众回来又要经过一段时间。王西原当机立断，立即派出两个小组到工地去。任务是：遇上敌人就打，遇不上敌人就向无人处投两颗手榴弹，制造声势，把群众驱散。两个小组都没有遇到敌人，顺利地到了工地。有的群众见战士们荷枪实弹，还以为是监工的。战士们迅速向无人处投了两颗手榴弹，并大喊：“八路来啦！快跑哇！”人群立刻像炸了营一般，也跟着高声叫喊着，像潮水一般向北涌去，二十多分钟人们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连监工的伪军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被人流带着向北跑。这一招，打乱了敌人的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敌人仅仅修完了据点附近的封锁线。于是敌人又想出了加密据点的花招：在烟庄以南、张货营以北、高庄铺以南各加修1个炮楼。这样沿冠堂公路各据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4里路，步枪、机关枪的火力可以衔接和交叉，敌人妄想不出据点就用火力封锁全线。
刚开始，敌人修炮楼进度很慢，一天只能修几尺高，晚上又不敢在野外住，天黑以前就撤走。这样，十一区队队员就动员群众夜间去拆炮楼，把砖运走埋起来，运不走的就砸烂，第二天敌人还得从零开始。后来敌人在黄昏撤走前，在工地上设置了许多手榴弹代替地雷，企图给抗日军民造成伤亡，从而达到阻止拆炮楼的目的。敌人的诡计被识破了，队员们先进入工地排除手榴弹，再让群众进去。
后来，狡猾的敌人又改变了做法，先在据点里准备足够的材料、运输工具，第二天强迫群众边运边修，边挖炮楼外壕，边设置鹿砦，采取一气呵成的办法。这样突击1天，修成了炮楼，住上了敌人，接着又开始修封锁线。
就在这时，上级党组织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区委进行了学习和研究，认为上级的指示是及时的、正确的，不能只抓平毁封锁线的斗争，还必须在“进”字上下功夫，要把工作深入到敌人的据点，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
张货营以北有个炮楼正设在十一区经常活动的要道上。于是，十一区队就先从这个炮楼开始工作。队员们给炮楼上的伪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日本鬼子是长不了的，如果再做坏事，再危害老百姓和破坏抗日工作，就让他们连水也喝不上，饭也吃不了(当时炮楼附近没井），等等。写好信以后，在张货营找了一个人送去了。敌人收下了信，当时未做什么表示，但心里产生了顾虑。于是十一区队进一步开展工作，对炮楼上的每个人都做了详细调查，晚上，队员们就到炮楼附近给敌人上课，讲抗日道理，并一个一个地点出他们的名字、籍贯，还警告他们，对每个人都有一本账，谁做的什么坏事都一件一件地记在账上，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队员们还通过内线直接与炮楼上的伪军联系。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敌人老实了，基本上不敢设置障碍了。王西原和队员们将敌伪工作做到了西庄、王朝营等各个据点里，有的伪军还主动给他们送情报、做内应等。“敌进我进”的方针大见成效。
1943年春天，军分区基干团攻克了西庄据点，回民支队攻克了二十里铺据点。十一区游击队也先后两次拔除张榆林头乡公所据点，歼灭了薛王朝营（当时属堂邑县）齐子修部的“灭共”大队。敌人以建立冠堂封锁线来分割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武装的妄想被彻底粉粹了。冠县十一区抗日根据地依然屹立在冠堂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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