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玉琳

历史是根，党建是魂。没有根基，没有灵魂，讲革命老区，就是空谈。有根、有魂，才能体现革命老区的本质内涵和精神风貌。

树有根，水有源，对革命老区来说，应该知道根在何处、源从何来。

这份材料形不成文章（请不要当文章看），仅提供一些具体资料，以聊尽“拾遗补缺”之责，即以八十六岁余热为薪，为党的历史文化的辉煌添一把火。

在鲁西北（“大鲁西北”）这块祖国热土上，和祖国各地一样，从五四运动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最早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这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到七七事变已成燎原之势，在鲁西北广阔的平原上，到处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鲁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是在新旧军阀混战与残酷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地方党的发展历史，既有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局面，但更多的是惊涛骇浪、漩涡暗礁，在中央灯塔的照耀下，闯过一个个急流险滩、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确实，鲁西北党组织是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诞生并锻炼成长的，中共党员们，披肝沥胆，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用鲜血和生命与统治者战斗，而且越战越强，越压越壮，在兴衰沉浮、屡经成败的逆境中成长壮大。这也彰显出那个时代的鲁西北人，不怕艰险、顽强坚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历险克难的坚定性格。当国民党举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时候，在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鲁西北地区迎来了第一次党的蓬勃发展和形成空前的农民运动高潮；当山东党连续遭受破坏，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严重白色恐怖下的1932年至1935年，鲁西北党独立活动健康发展，迎来了第二次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和领导组织，广泛开展了各式各样的群众运动。真像扑不灭的火焰，越烧越旺，又像一叶叶坚舟，劈波斩浪，开拓向前，创造着新纪元，做出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鲁西北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打响了山东农民起义的第一枪，在“秋收起义”的影响下，为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发动了山东最早的两次暴动——阳谷县坡里暴动（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湖南暴动，在同一个月份）和高唐县谷官屯暴动（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渭华起义，在同一个月份），既震惊了统治者，又使党组织经受考验、锻炼，还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此后，尤其在山东党连续遭受破坏、特别是1933年两次大破坏、山东党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聊城党组织独立健康地发展，撑起了山东半边天，1934年5月，以赵健民为书记建立的济南市委，所联系和领导的中共党员，绝大部分属于这一地区，而且成了山东省委再生的贡献地，赵健民两次奔波到濮县徐庄（现属莘县）找联系上级党组织的关系，1935年冬见到了直鲁豫边区特委书记黎玉，汇报情况，请求北方局与山东党联系，才有了1936年5月1日的山东新省委的组建。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鲁西北地方党组织，又团结范筑先，创建了抗日初期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纵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鲁西北地区党组织，尽管处于地下秘密活动，但由于正确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并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各个县处处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斗争方式，与群众团结得亲密无间，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开展党的建设工作和群运工作，显示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和不同的斗争风格，但都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功。在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聊城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先在学校先进的教师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中共党员，然后在农村发展、壮大，最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鲁西北党组织在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业绩需要陈述，在这里重点就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介绍个梗概。

一、星火燃爆大平原

在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省黄河沿岸及其以北、津浦铁路沿线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鲁西北，应包括临清、高唐、齐河、禹城、恩县、平原、武城、夏津、清平、邱县、馆陶、聊城、博平、茌平、堂邑、冠县、莘县、朝城、观城、范县、濮县、寿张、阳谷、东阿等县。这一地区在1928年前属山东省济西道，旋即改为东临道，道署设在聊城，下辖三十二县；1928年废道，各县直属省；1936年起，上述各县大部分隶属于山东省第四（专署在临清，辖十一县）、六（专署在聊城，辖十二县）督察专员区。聊城和临清是鲁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聊城设有山东省第二中学、山东省第三师范；临清设有山东省棉业讲习所、山东省第十一中学，这两个城市的教育在山东省是名列前茅的。各县都设有乡村师范（含联立师范）或师范讲习所，以培养师资、发展教育。鲁西北的青少年都到这些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阅读进步报刊。而且这一地区各县有距离省会济南较近的地理优势，近者十几公里，远者百公里，最远二百公里左右，所以在济南上学的人数不少，而信息传递方便。

1920年，济南进步学生组织励新学会，这个学会公布的宗旨是“研究学理，促进文化”，实际“历新学会和共产主义小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活动也大大超出了学术的界限”，邓恩铭（一大代表）担任学会庶务主任、王尽美（一大代表）担任《励新》杂志编辑部主任，这个刊物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励新学会最初11人，而后发展到20多人，我见到一个19人的名册，其中就有东临地区的4人，在全省占的比例较高，而且有两个骨干成员：一个是高唐县人谢凤举，他是励新学会章程4个起草人之一，其余3人是王尽美、于其惠和陈汝美，这个章程共分八章二十三条；另一个是齐河县人贾乃甫（又名贾石亭），他在聊城二中读书4年，于1920年考入济南商专，读书期间在“启明书社”结识了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此后贾乃甫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曾介绍同乡马馥塘入会，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党不够年龄），后转为共产党员。对于贾乃甫，《共产主义小组》一书记载：“在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帮助下，济南一师学生王尽美、一中学生邓恩铭等建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外，王翔千、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可能是小组成员。”

由此可见，鲁西北这一地区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共产党组织是比较早的。与此同时，广大莘莘学子，也在开始阅读《新青年》、《励新》杂志和《新潮》等进步刊物，特别是激进的《新潮》是由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由于人缘地缘关系，更受青年们关注，愉快地接受新文化、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就为聊城中共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鲁西北的人民具有勤劳纯朴、顽强坚韧，并富于反抗精神和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品格，但在旧社会也受尽了各种痛苦。这一地区在旧时代，基本是地薄民穷、连年灾害，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夺。特别是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时有直系占领，时有奉系盘踞，军阀战争连年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规模和范围也越来越大，压榨剥削人民越来越重，真是痛苦不堪、民不聊生。人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处于最底层，他们为了生存，多次在先进分子倡导下组织起来，进行抗粮抗税、反对军阀的斗争，达到了此起彼伏、伏而又起的程度。最著名者就有：1925年冬季，阳谷县石佛、石门宋、赵家海、大布一带农村，有万余农民抗粮抗税，他们夜聚明散、晚出早归，鼓号喧天，连续夜游数天，以小迷魂阵为集中地先后抄袭了八里营等村乡绅之家[2]。1926年2月，聊城县五圣村人李太黑为首，组织农民四五千人，进行抗粮围城，威势赫赫，震惊县署，最后受骗被杀[3]。1926年4月，朝城“红枪会”的农民，为反抗当地驻军的压迫，举行了有势有威的暴动[4]。1926年6月，阳谷北部五万余农民为抗捐抗税围城十余日，迫使当局服软，而后玩弄哄骗伎俩[5]。1927年9月，冠县“红枪会”枪杀一连长，并缴该连枪械；10月间，冠县农民反对官府预征而暴动，并与官府发生冲突[6]。农民这些行动，一是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埋藏着反压迫、反剥削的怒火；二是表明一旦有革命组织去发动领导，势必出现革命的良好局面，……这些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1925年夏秋，在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斗争，以及南方革命高潮影响下，山东省聊城二中、山东省聊城三师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王寅生（阳谷县安乐镇人）、赵以政（聊城东关姚家园子人）、聂子政（聊城县北周店人）、孙大安（莘县后老宅庄人）等青年学生与少数青年农民，四五十人先后奔赴广州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与军事技术[7]。是年冬，王寅生、孙大安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8]，次年，赵以政，聂子政在北伐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9]，1925年张干民（原名张存礼、后改名赵文栋，原临清李圈人）在济南山东省第一师范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10]。1926年秋，王寅生奉黄埔军校党组织派遣，回山东从事发展党组织工作[11]。在济南与关向应介绍在济南高中读书的杨耕心（又名杨一斋，阳谷县九都杨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杨耕心又介绍同学孙寒光（聊城县孙丰村人）、郭庆江（博平县袁楼村人）、傅玉安（聊城城内北关街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2]。不久，王寅生在阳谷县家乡介绍朱华亭（女，又名朱庆荣，阳谷县安乐镇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东临地区第一位女共产党员[13]。1924年，贾乃甫回到家乡齐河县后里仁庄后，发展了贾乃峨、曹**等几名党员，然后建立了后里仁庄党支部，这是东临地区第一个农村支部。[14]

1926年秋冬，杨耕心利用放假的机会，在九都杨、宋堤口、郭店屯、邵楼一带组织农民协会。是年寒假，在九都杨办起农民政治夜校，宣传组织起来、进行革命、反对军阀、推翻地主政权等先进思想，并介绍本家长工杨保善、杨保庆和几名有先进思想的农民入党，成立了九都杨党支部，建立了鲁西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年暑假，张干民介绍在聊城二中读书的赵儒昌（后改名赵亮，临清县赵圈村人）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党员。[15]10月，张干民被派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同年7月冠县建立了儿童团，当年，建立冠县共青团组织，负责人齐辉蕴，有团员六七人[16]。冬季，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新制一年级学生、校刊编辑张廷焕（字文玉，清平县马张村人）在济南开会时，由山东省第一师范学生李思孝（夏津县珠泉屯村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开学后，张廷焕、李连成（字建华，夏津县珠泉屯村人）在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发展党、团员，先后被介绍入党、入团的有：新制二级宋占一（聊城县西南小张庄人）、二级舒连景（堂邑县闫寺西舒庄人）、陈仲兴（夏津人）、郑玉修（邱县人），四级刘荫昌（后改名晋驼，夏津人）、孙荫堂（原临清县张堤村人）等十几人入党，五级刘兰蕙（后名刘芳斋）、吕振山（临清县台庄人）等六七人入团。同时入党的还有哈相越（聊城县哈庄人）、徐先登（濮县人）。1927年春，学校共有党、团员近三十人，分设若干党、团小组，便于春夏之交开会宣布成立党、团支部，张廷焕、李连成、宋占一为负责人。[17]

1927年1月1日，傅弼安（又名璧安、倩仪，后改名傅玉符，聊城城内北街人），经聂子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聂子政在家乡北周店发展本村教师刘文著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发展农民王清泗、刘玉坤、聂存良、刘凤珠、王怀礼、聂少友、刘庄林、张连海8人入党，10月初建立了北周店聊城县第一个农村支部，并在周围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18]

1927年夏，宋怀玉受山东省党的派遣，以转学为名到山东省二中秘密进行党团组织发展工作，先后介绍学生王筱湖、申和生等三十余人入团，并建立了山东省第二中学团支部。[19]至此，鲁西北地区建起了临清棉业讲习所，聊城三师、二中，阳谷九都杨，聊城北周店党团组织和不少地方的个别关系，党团员已有七八十名。

（一）鲁西（东昌）县委的诞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7月15日，国民党汪精卫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导至国共合作分裂、北伐失败，从此革命与反革命泾渭分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无不义愤填膺。1927年3月，在江西的孙大安和一些青年军人愤然抵制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暴行为，被国民党驱逐出部队，他们转而投入恽代英主办的武汉革命军事政治学校。在欢迎他们的大会上，孙大安发表了《蒋介石指使倪弼枪杀陈赞贤》的演说，揭露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的罪行。他的慷慨陈词，既揭发了蒋介石反革命的真面目，又有利于提高革命者的警惕性。此后不久，在南方学习和在济南读书的王寅生、聂子政、赵以政、孙大安、申仲铭（阳谷县安乐镇人，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北方前在武汉军校任教官）和杨耕心、郭庆江等，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回鲁西北家乡从事党组织发展和开展农运工作。在此前后，袁楼工作比较出色，郭庆江发展本村袁果、袁本恒、林梦白等七八人入党，8月建立了袁楼党支部，郭庆江任书记，袁果、袁本恒为委员。同年10月，以袁楼支部为基础建立了中共博平区委。11月，山东省执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丁基石、丁惟汾的侄子）到博平，参加了中共博平区委在袁楼召开的农民群众大会，并发表了富有鼓动性的演说[20]。会后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均有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宋占一在聊城小张庄、关帝庙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农民协会；堂邑县凤凰集、张庄，也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鉴于鲁西北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运动的高涨，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深入开展群运工作，派遣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张干民到聊城建立鲁西（东昌）县委，经过和王寅生、聂子政、赵以政等协商，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应当尽快落实省执委指示，建立县委。1927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赵以政家的南屋里，由张干民、王寅生、聂子政、袁果（博平县袁楼村人）等5人，举行党的会议，会上省执委委员王寅生宣读了省委关于组建鲁西县委（又称东昌县委）的决定，学习了《中共中央告全国人民书》，随之宣布鲁西县委成立，张干民任书记，赵以政为组织委员，王寅生为宣传委员，聂子政为军事委员，袁果为农民、青年委员，后增补宋占一、杨耕心为委员，县委下设监委和青委，分别由哈相越和徐先登分任监委主任与青委主任。名为县委，实为区域性的县级组织，县委领导鲁西的聊城、东平、阳谷、莘县、堂邑、临清、博平等县的党组织和个别党、团员关系者。县委成员还作了划片分工：聊城南、阳谷、莘县为一片，由王寅生负责，申和生协助；聊城北、堂邑为一片，由聂子政负责；博平、茌平为一片，由袁果、郭庆江负责；东平和聊城城内为一片，由张干民负责。另外，军事工作、士兵工作，由王寅生为主，聂子政、赵以政协助。随后讨论县委下步工作。明确了五项任务（略）。

县委成立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实施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心点燃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根据省执委把阳谷、聊城、博平、堂邑、茌平五县作为中心暴动区的要求，认真选择突破点，同时积极发展农民协会，有几片迅速发展壮大了力量。如阳谷九都杨、宋堤口、邵楼、郭店屯以及安乐镇一带；聊城西南的小张庄、关帝庙一带；堂邑风凰集、舒庄、张庄和聊城北周店一带村庄等形成可观的势力；县委领导的博平区委和茌平某些村庄农民协会发展很快，不断成长壮大……为发动农民暴动创造了有利条件[21]。

县委通过杨耕心做工作，争取了阳谷县北部的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曹万年、王朝聚等，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成为突破点——坡里暴动的骨干武装力量。这次暴动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1927年鲁西北农民纳粮数目，每亩地接近收成的一半，在旧历年前无饭吃者占劳苦大众的十之七八。他们说：“活活饿死，不如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由于贪官污吏勾结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势成“官逼民反”。为此，县委曾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局势，并确定攻占坡里教堂，那里有枪、有钱、屯粮多，先期占领，建立工农政权，然后进一步扩大暴动区域。会后由张干民去省执委，向卢福坦、丁君羊、顾作霖作了汇报。省执委并批准了坡里暴动计划，并在暴动过程中发出指示，几次给“东渠”（县委代号之一，还有董昌贤）写信。说明省执委对暴动非常关心，但带有急燥情绪[22]。而且从丁君羊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省委领导人早就认定坡里暴动了：“我到东昌后，住在赵以政同志家，赵的父亲是私塾先生。我与农民领袖韩建德（参与坡里暴动），在阳谷（县）郭店屯附近的高梁地里见过面、谈过话，韩给我的印象不是传说中的那样粗野，谈话中考虑问题很细心，他对当时天主教堂剥削压迫农民有强烈的仇恨。”[23]这段话说明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坡里暴动是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行动。因为1927年处暑是8月24日（即我们这一带收高梁的时令），丁与韩谈话时还未收高梁，可以确认为是在8月中旬，也不会再早，因为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省执委以后，才有丁君羊来聊城发动和指导暴动。

经过准备，1928年1月14日（旧历腊月22日），在聂子政（先期进入韩建德的部队）、韩建德策划与领导下，组成了尖刀排，趁礼拜时突然攻占了教堂，以出奇制胜，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和银元，更有大批粮食和物资，所以才能连续几天开仓放粮。由于这次攻占教堂是提前行动，各地农民协会会员和党员尚未到达，如博平袁楼闻信后，党支部立即派郭庆江、林梦白、袁敦臣、袁圣绪、袁本绪等党员赶赴坡里，各地起义队伍也迅速赶来汇合，几天就聚集了四五百人，并建立了起义队伍领导机构。韩建德为总司令，聂子政为政治委员，程宗岳为参谋长，宋子美（中共党员）为参谋主任；王志军为第一路军司令，王朝聚为第二路军司令，曹万年（中共党员）为第三路军司令，崔存厚（中共党员）为第四路军司令。下设五个科：宣传科负责人宋占一（中共党员）、申仲铭（中共党员，兼任韩建德机要秘书），谍报科负责人郭庆江、林梦白（均为中共党员），还有民政、总务和财务三个科。另有执法处，处长任振高，并制订应遵守的纪律和作战规则、条令。为扩大影响，以“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告民众书，到处张贴，宣传卓有成效，队伍迅速扩大；几日放粮领粮者，也日多一日，因此声势日见浩大。东临道尹陆春元惊呼：“这是赤党倡乱！”命令阳谷县知事（县长）王家贞迅速处理。王家贞由于惊恐过度，在去坡里途中，竟从马上跌下而亡！陆春元于1月18日调集各县警备部队和地方民团武装数千人，陆续到达后，于1月26日将坡里包围，陆亲自督战，由于起义部队士气高昂、屡出奇兵，使之几次进攻失败，并有一次阳谷县警备队长郭敬修和一连长被俘。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1月27日后，张宗昌派出了装备有火炮等重武器的邢广弼旅二千余人，并得到了河南总督寇英杰所部增援（据说部队头领是九都杨人），投入战斗后，起义部队改变战术，把不好防守的地方的战士撤回坡里教堂固守，找机会，夜间突袭敌人。同时，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找个有利时机及时转移。2月7日，风高月黑之夜，主动撤出坡里教堂，于夜间就过了堂邑，然后西进又占领了甘屯教堂。由于张宗昌部追击，再度突围，进入直隶省大名境内后，又遭直隶督办褚玉璞部截击。起义部队在直、鲁联军夹击，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溃败，部分人员划整为零转入地下，起义军至此失败。[24]

由于当时的一些客观条件使暴动最终失败，但他们打响了山东农民起义的第一枪，有些经验教训可总结，最可贵的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使鲁西北党组织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也懂得了隐蔽斗争、积蓄力量、防止破坏的策略。尽管此后受“左”的方针政策影响，鲁西北党组织仍能稳步发展，健康成长，不断壮大。

（二）鲁北特委的组建

鲁北，这里指的是聊城以北、津浦铁路沿线及其以西各县，这一地区党组织建立，也是知识分子发端，一般由个别关系到建立党小组或支部，经上级批准成立中心支部、特支，县一级是由上级组织派人来组建。同样是建党较早的地区，1924年贾乃甫在齐河县后里仁庄发展党员、建立了支部，1926年就建立了鲁北县委，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运动也是如火如荼的开展。[25]

李宗鲁（禹城县人）在济南一师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1924年回乡，在禹城城内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校内先后发展张巨涛、杨世荣、马凤元（马云翔、马毅之）、王云阁、李济深5名党员，建立了城内小学支部、李宗鲁任支部书记。然后在鲁北各县党的组织有了相当发展的情况下，经山东省执委批准，于1926年建立了鲁北县委，由李宗鲁、王旭鹏（平原县人，1925年在临清棉业讲习所加入共产党）、李剑赤三人负责，管辖范围为禹城、平原、恩县、夏津、齐河、高唐、陵县、德县等，鲁北县委建立后，领导鲁北各县党、团组织发展工作和农民运动的开展。开始还创办了半月刊《鲁北》，后改名《鲁白》、《露白》，县委负责人李宗鲁亲自动手和同志们一起，白天撰稿、刻钢板，晚上印刷，印出后，由两个小青年连夜送往外地，余下的县委几个同志夜间到附近街道、农村张贴，起到了大造舆论的作用。后因形势紧张而停刊。“鲁北县委在平原、禹城、夏津、高唐等县乡村集镇、车站连续张贴标语传单、歌谣、小品、宣传文件及宣言（如广州暴动宣言），在民众中引起注意，尤其为官府所注视。”[26]

1927年冬，禹城、齐河中共地方党组织为抵制横征暴敛，开展了反对“讨赤捐”运动。“禹城、齐河党组织，反对‘讨赤捐’运动，由地方支部领导，张贴传单，相当普遍，连县公署大堂墙上也贴上，县知事当时见空气紧张，即缓征收。嗣后，见众情缓和，就大举反攻，禹城党组织负责人李宗鲁同志被驱逐，而后齐河支部的同志，全体皆被罚，按每月三十六元计算，一时有共产党员被罚的笑话。”[27]

1928年春，禹城灾荒严重，党组织领导群众到地主地里割苜蓿充饥。6月发生了群众打盐巡，把榨取的银钱退给受害群众。[28]

1925年，刘君雅（夏津县忠信寨人）在青岛胶澳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受到学校当局歧视。1926年6月转入济南私立正谊中学就读，因与党、团组织接触较多，学习革命理论，提高了认识，同年7月经丁理（左火右育）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了正谊中学团支部书记，从此在关向应同志领导下秘密开展工作。同年秋，经组织批准，“跨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初回到家乡，这时夏津还没有党组织，共青团是一支重要力量。刘君雅便联络在外地上学回乡的杜菊朋、杜星五、高振卿、庞昆明、杜海臣、张友儒、李思孝等七人，于1927年1月在夏津县城关召开会议，宣读共青团山东省委决议案，建立了共青团夏津支部。1927年暑假，刘君雅因母病逝负债，无法继续读书。这时团省委马守愚转达组织意见，令刘君雅毕业回乡到平原找鲁北县委继续工作，并带了一封给县委书记李宗鲁的信。1927年，鲁北县委派交通员王旭鹏接上关系，并和李宗鲁见面，由李批准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8月在忠信寨召开会议，有李思孝、杜海臣（跨党）、李建华、李旭东、张立中、叶玉香、张友斋、刘维汝、刘君雅9名党员参加，共青团员刘月舟（晋驼）、管戢民、刘登太列席了会议，会上成立了夏津党支部，刘君雅任书记，任务是发展党组织，动员群众起来革命。1927年秋发动一次抗粮抗税斗争，衙役三次催讨均被顶回去，其中一次，群众把衙役捆起来，拴在牲口槽上，令其吃草，让他们尝尝挨饿吃树皮草根的滋味，然后放他们逃窜。1928年1月夏津党组织发动党员、团员、农民协会会员，带着武装进城，闯进国民党县党部砸了他们的牌子，强迫书记长陈仲兴承认第二区党部及农民协会合法，然后在珠泉屯挂上“中国国民党第二区党部”的牌子，下属三个区分部，由中共党组织领导，这就是砸党部事件。[29]

1928年中共鲁北县委在平原城东杨庄共产党员任玉峰家中（另一说，在平原城东潘庄张宇宇家中开过八县会议）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平原、禹城、高唐、夏津等八个县十几名代表参加。参加会（此次会为刘君雅回忆）的刘君雅、张立中回到夏津，由支部决定发展农民协会，开展“算账”运动，即算地主、豪绅、恶霸剥削账和罪恶账，他们惧怕农民的威势，有的地主外出躲避，有的保长把村公所让给农协办公，有的表示听从农协的指挥。为壮大力量和建立武装打个好的基础，在城关、忠信寨、七里屯、孙小屯、珠泉屯一带十几个村镇建立农民协会，并把武器枪支集中起来，交农协骨干统一使用。经过工作，孙小屯的“红枪会”首领孙兴太与农协合作，又联系王森林、苟长水、邱书敛的“小红门”，共有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酝酿暴动，十几名党员、几十名团员，分别加入苟长水、孙兴太队伍中起骨干作用。根据李宗鲁的意见，暴动后成为鲁北红军第一路军，苟长水为司令，刘君雅为党代表，开展武装自卫斗争。但是暴动还未及举行，刘君雅、杜海臣、李建华、刘维汝等于1928年5月5日被捕入狱。他们出狱后，又找到党的关系，就转变了斗争方式，不再盲动。[30]

1926年秋，金谷兰（字贮溪，高唐县谷官屯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少年时期就倾向进步，1919年随在聊城三师执教的二胞兄金石兰（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到聊城三师附小读书，五四运动时，在学校参加了“十人团”，1925年三师毕业，1926年在高唐县城里，接触中国共产党党员杨笙甫，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回到家乡谷官屯，先后发展小学教师徐新斋、岳冠和与农民李玉红、赵长华、李金莪、田义三等三十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建起了高唐县农村第一个党支部——谷官屯党支部，金谷兰任书记、李玉红、田义三为委员。[31]

谷官屯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农民运动，而且其活动有声有色影响较大，引起山东省执委的重视。1928年2月，派省委执委委员李春荣（字华堂，曾化名赵秋华、宋炳臣，益都县五里镇十字村人），到谷官屯召开鲁北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执委指示，明确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组织武装，建立工农政权”和“平均地权”等政治口号，深入开展农民运动。[32]当时高唐灾荒严重，农民生活困难，金谷兰把自己家里存放的一仓谷子分给贫困群众，以济一时之急，又协助小学开办夜校，作为宣传阵地，为发动群众，还编了一些歌谣，例如“打倒南军（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北军（北洋军阀），斗倒老财把地分。虎头大褂子（土豪劣绅陈裕三结成集团号称‘十虎兄弟’）一律都除根！”党组织除组织农民协会外，还团结高唐县城北一带农村中以“练拳习武，健身保家”为宗旨的“红门”这个民社群众性组织，以此团结更多群众，发展武装力量。金谷兰等党员，根据党的指示，拜师入门，并动员农协会员和基本群众“入门”，不断发展壮大。后又经过协商，把“红门”改成“红团”，很快发展到25个村庄，达到千人以上。为了解决急需的兵器，金谷兰分家得地30亩，一下子卖掉18亩，派人到济南一家小铁厂，铸造自己设计的独门武器“铁蒺藜锤”（每个重一斤二两，像一个长满钢针的铁甜瓜，上面铸有三排刺，环绕一周）300个，购买红枪400支，大刀40把。这样声势越来越大，并以“红团”的集体力量镇压了地主李洪楼，捉拿了郭景芳、张麻来，并扬言要撕“肉票”，让他们拿粮、拿物来交换。接着又打击了高唐城北苦水李庄地主李干臣和高唐城内西街的姚鼎汉，还把太平庄恶霸地主的粮食、枪支分给贫苦农民和“红团”团员，没收地主李重庆的枪支，将其住宅作为“红团”团部，真是威震四方，远近归附。1928年4月，金谷兰领导群众又干了枪挑盐巡这一大快人心的事情。高唐城北十里堡一带，地多盐碱，农民冬春以熬小盐为生计，而且人数相当多。当时高唐城里设有运销食盐的“官盐店”，他们为了垄断市场，雇用“盐巡”——多为流氓、兵痞、不务正业者办事，这些人到处查访，阻止穷苦百姓熬盐及销售，他们对盐民百般刁难，砸盐缸、毁盐池，罚款、抓人、打人、捕人，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4月26日上午盐巡李春城等勾结盐务警胡景春，6个人携带武器，来谷官屯收盐税时，发生争执，被群众捆绑起来。第二天到十里堡开公审大会，在途中他们企图逃跑，在拼命顽抗中被刺死，而后官盐店拿粮食把尸体换回去。[33]

1928年4月末，根据中共山东省第三次执委会精神，鲁北县委决定，根据群众高涨的斗争情绪，利用张宗昌撤离山东的机会，组织暴动。省执委派于赞之来鲁北组建鲁北特委。李春荣任书记、张干民任组织部长、李宗鲁、王旭鹏、金谷兰、杨瑞亭（禹城县人）、于赞之为委员；机关设在谷官屯，直接领导农民起义，决定把“红团”改编为“农民自卫团”，直接接受鲁北特委领导。会后，设立了总团部和下属组织机构。谷官屯一带为第一团，团长金谷兰、副团长姜占甲（党员）、韩兴荣等。下辖25个村庄，编为7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5个小队；郑官屯、北镇一带为第二团，团长郑安吉、副团长许传孟，共有500多人，作为暴动后备力量。决定5月4日举行暴动。不幸被敌人侦知，县知事张振声，指派县大队、警备队，30名骑兵，联合土匪李九，于5月4日黎明突袭谷官屯。这时金谷兰正与特委书记李春荣开干部会议，谷官屯的骨干团员夜间出发收缴北洋军阀溃兵枪支，刚回村休息，岗哨也撤回了，附近村团队尚未到达。恰在这时敌人在地主引领下，已接近团部，金谷兰立即组织反击，奋不顾身，带头冲杀，经过激烈战斗，但因仓促应战，处于被动，虽杀伤敌数十名，结果自己也损失很大，特委书记李春荣牺牲，副团长姜占甲和十几名队员战死。金谷兰和队员张希彦凭着地理熟悉，杀出村外。敌人不明虚实，也不敢恋战，随即撤退。敌人撤离后，金谷兰处理牺牲人员的善后，安排伤员疗伤，以及组织党、团员、骨干团员暂时隐蔽，以免敌人卷土重来，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保存力量。然后，写了《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亲赴济南汇报。金谷兰回高唐后，转移到城西以袁庄为中心进行秘密活动。但被地主袁双英探知，勾引百余警卫团，包围了袁双瑜（金谷兰的叔岳）的院子，在此情况下，金谷兰为不使群众受害，挺身而出，被敌逮捕，尔后被判刑。[34]

1928年6月，省执委决定把鲁北特委改组成鲁北特支，由于赞之、徐新斋负责，并发了对鲁北特支的信：“关于鲁北工作，高唐事变之后，宗鲁、赞之来济，省委已有所指示。最近贮溪及干民来省委，听了他们的报告之后，更有详细的指示给他们”，在分析形势之后，对鲁北工作又提出了五点具体指示（略）。[35]

上述行动，是暴力对暴力的革命。由于矛盾升级激化，尽管鲁西北各地形式不同，但是斗争越来越尖锐，形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斗争应是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激烈斗争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西北地区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牺牲。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人民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二、克险排难新突破

岁月在流逝，社会在发展，有些历史事件在人们记忆中，将变成模糊的风景线，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聊城艰苦卓绝、克险排难、不怕牺牲的奋斗历程和血与火年代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精神的深刻年轮，使人们难以忘却，仍在一代一代地流传而行远，因为那是血与泪凝成的，不容我们忘记，正如列宁的一句名言所说：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不会忘记，在聊城这块土地上，蕴藏着光辉的革命历史，沉淀着党的建设及其活动的灿烂文化，也是人民心中珍贵的一幅画卷，现在让我们展开一角，来赏识一斑吧！

聊城党的功绩在于，在白色恐怖、山东党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信念坚定，百折不挠，开创了组织建设的突破性发展。

由于“坡里暴动”，党组织暴露。中共山东省委为了保存力量，1928年3月，抽调王寅生、张干民、张廷焕、宋占一、袁果等人到省委工作，由赵以政代理鲁西（东昌）县委书记。同时决定县委成员和其他党、团员，视其情况亦可暂时隐蔽或外出他乡。根据省委这一指示精神，聂子政、孙大安、杨耕心、申仲铭，王筱湖等先后出走；农村党员除外潜东北等地外，大部分隐蔽转入地下；学校党、团员，在白色恐怖的威逼下，有的被迫离校，有的暂时休学，有的隐蔽不动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有个别意志薄弱者自行脱党，如舒连景，也出现了个别叛徒如哈相越，使党的活动一时进入低潮。[36]

1928年5月初，冯玉祥集团军孙良诚属下第十八师程心明部进入聊城。当地国民党党员，公开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罪恶活动，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进行恐吓、迫害，甚至搜捕。6月8日晚，国民党特务头子杨芳亭带着聊城县警备队将赵以政抓捕，将其关押在“鲁西剿匪司令部”内，进行百般利诱、刑讯，无所不用其极，但赵以政坚贞不屈，指斥反动派“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屠杀人民的新旧军阀刽子手们，定会遭到历史的惩罚！”并在狱中写下浩气冲霄的题壁词：“死刑何所惧，我径向天呼！”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于6月19日将其枪杀于聊城南门外。他就义时年仅24岁！[37]

赵以政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参加坡里暴动而后离开聊城的几位党员也未躲过反动派的魔爪。1928年4月，王寅生在济南奉省委指示，带枪外出执行任务，行至鲁丰纱厂门口，不幸被捕，即被以“赤匪乱党”的名义杀害，年仅23岁；1928年8月郭庆江、袁果被捕；1929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宋占一在济南被捕，关押在山东省第一监狱，在狱中积极参与斗争以及越狱行动，越狱不成，经受严刑，至死不屈。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南首被枪杀，当时《申报》登出宋占一等22名“赤党”被杀的消息，宋占一年仅25岁。在这被杀的22名烈士中，包括两名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和刘谦初，以及其他省委干部；随后，1929年7月30日，张廷焕等3人被杀于济南南门外，张时年28岁；同年11月，张干民在抚顺县委书记任上被捕，与刘少奇关押在一个监狱。后来，有人诬陷刘少奇逼他写材料，他则证明“刘少奇没有叛党”（署名赵文栋），为刘少奇平反时，选入中央发的文件资料；1932年孙大安被派遣在福建闽侯作地下工作，被反动派杀害于闽侯青龙山龙船坑，时年26岁。杨耕心也在二十九军第六师任简报主任时，因为共产党嫌疑被关押……这么多青年党员被杀、被捕，不是白色恐怖下的血腥镇压又是什么呢？！

1928年5月，为恢复和加强鲁西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山东省委根据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工农成分的领导干部在各级党组织中占多数的指示精神[38]，特派马守愚来聊城改组鲁西县委（东昌县委），经过研究选择在有3名党员和支部的堂邑县凤凰集召开有关党员参加的会议，传达省委指示，进行改组工作。会上经过讨论酝酿，宣布由农民党员林梦白（博平县袁楼村人）任县委书记、袁本恒（博平县袁楼村人，后改名袁寿宸）为组织委员、郭庆江（博平县袁楼村人）为宣传委员，赵以政、孙大安、袁平之为委员，并决定县委机关由聊城城内迁至博平县袁楼村，尽快恢复党组织工作，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县委组建后，曾派袁本恒先后去聊城北部、西部，堂邑，阳谷和莘县等地秘密联系党组织，因白色恐怖严重，收效甚微。同时又派郭庆江去山东省委汇报、请示工作，郭庆江被留在省委工作，一去未回；6月赵以政被杀害；秋初县委派袁本恒去山东省委请示汇报工作，在南岗子取得联系，省委领导指示（大意）：今后活动采取更加秘密的方式，单线联系，不要公开，防止敌人破坏。回来后，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研究了具体工作措施，积极谨慎地开展党组织工作。8月间，郭庆江奉省委指派去联络工作，在高唐县城西袁庄被捕，袁果奉省委指示来鲁西县委开展组织工作期间，在袁楼村被捕，敌人的猖狂、形势的紧张，为县委的工作带来更大困难和危险，幸好郭、袁二人保守了党的机密，坚守了党的原则，使党组织未受损失。二人出狱后，无法在当地存在，先后潜往东北。1929年，县委在几次书面汇报（省委资料有统计），未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再派袁本恒直接去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因省委遭到破坏，省委机关迁出济南。袁本恒在街上遇到省委一个同志，让他尽快离开济南，并表示：照前指示，先干着，等有机会再联系。此后，县委几次派人与省委联系，均无结果。与省委失去联系后，白色恐怖步步加重，局势一紧再紧，所以县委的工作，也仅限于博平县境内农村，进行秘密活动，寻求合法的斗争方式，稳妥地开展工作，如运用“白皮红心”政权，团结联系群众，慎重地开展党组织工作和农村、农民工作，以及适当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以积蓄革命力量。他们选择农村基础好的博平城关、孟庄、陈家铺、乌庄、徐官屯、刘坦庄、王家菜园、孙家桥等村，先行发动，逐步扩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6年“西安事变”，才又进一步扩展，加大抗日救亡运动工作。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鲁西县委主动与博平县委取得联系，大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39]

叙述鲁西县委的建立与工作，有必要讲几句为聊城地区党组织发展和对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山东省立聊城二中，这里不仅团组织建立得早，而且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成为鲁西北革命的先驱者，如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贾乃甫，参加革命较早的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孙大安、杨耕心、郭庆江、申伸铭、傅玉安、赵儒昌、赵以凯等，这些革命者又首先在聊城地区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贾乃甫1924年在齐河县后里仁庄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支部，杨耕心1926年在阳谷县建立了九都杨鲁西第一个农村支部，聂子政1927年建立了聊城县北周店第一个农村支部，郭庆江1927年建立了博平县袁楼第一个农村支部和第一个袁楼区委，赵儒昌在临清发展个别党、团员，孙大安第一个在莘县点燃了革命之火……同时，二中学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成为著名烈士的英雄人物大有人在，不是一般学校可比的，例如：王寅生、赵以政、赵以凯、孙大安、杨耕心、邓延熙（白果）、金方昌、解占柏、聂子政、梁伯河、于化龙、晋士林等等，科学家有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等。这些历史事实说明，聊城二中是当之无愧的鲁西北革命的摇篮。[40]

聊城党组织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敌人的屠刀和制造严重的白色恐怖，吓不倒真正的共产党人，反而更加激起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和救国救民勇往直前的斗志。

（一）南部的火炬

濮县等地党组织，冲破白色恐怖，高高举起了革命的火炬。

1928年，南乐县马集乡东节村（现属莘县）青年姚喜兆、张学颜、张双林到南乐县第一高小读书时，对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非常愤慨，又受到刘介风、石仙舟、李渭川等进步教师的薰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于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寒假回乡建立了党小组，后又吸收吴玉奇、姚鸿钧入党，1931年春，经南乐县委批准，正式成立东节村党支部，姚喜兆任支部书记，张学颜、张双林负责组织和宣传。支部建立后，他们利用贴标语、散传单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让群众耳目一新，知道了有个为劳苦大众的共产党，在方圆几十里地内扩大了影响。

1929年，管守律（字子持、濮阳县管刘庄人）在濮阳县一高读书，因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由大名七师学生管申律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关系在大名七师。这里说明一下，大名七师党、团组织的建立。1926年8月，冯品毅（又名冯庆升、大名冯庄人，时任豫陕区委委员、团开封市委委员），接受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邀请到七师任教，他组织“读书会”，又向学生宣讲《唯物史观略解》、《辩证唯物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进步青年欢迎。在七师任教三个月就去了广州，在离校前，他介绍赵纪彬、刘介风、李世玮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又发展成滋（即成润，滋是其兄之名，他借用）、吴益普入党，当年11月冯品毅发展的五个人在学校建立了党、团两个支部，标志着七师党、团组织的建立。1927年4月，北方区委派李素若到大名，他想让谢台臣、晁哲甫（教务主任）、王振华（训育主任）加入国民党左派，被谢校长拒绝后，他三人同时被接受为中共党员，同时入党的学生还有解蕴山、裴梦协、李同朝（李亚光）、甑择栖（曾则西）等，随后组建了大名党、团两个县委，共产党县委李素若任书记、李世玮、赵纪彬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共青团县委，成润任书记，李青阳、吴益普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1930年管守律带着发展团组织的任务插班进入濮县师范，不久，学校由濮县搬到范县，更名为“范、朝、濮三县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三县联师”），学校进步教师张梅臣等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国民党军阀统治和军阀战争摆在眼前（当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管守律在晁哲甫帮助下，购进一些进步书刊，组织同学积极活动，成立“读书会”，办起了“壁报”，自任总编辑，撰写或转载进步文章，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1932年冬，管守律经濮县县委批准转为共产党员，由此开展了党的组织工作，先后发展刘培岑、毛延武、张诚一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三县联师党支部，管守律为支部书记，刘培岑、张诚一分任组织、宣传委员。支部建立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与国民党的斗争，并教育争取了于伯文、金瑞、丁连正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这一行动一方面打击挫败了校内国民党的破坏行为，另一方面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到1935年暑假，已有共产党员十四五人。因为当局要取消学生每月三元的补助，党支部领导学生到县政府请愿，迫使当局答复学生要求，取得了不停发学生补助的胜利，也更加激怒了国民党，使三县联师党组织遭到破坏，管守律被迫离校。1934年，一级学生刘培岑、毛延武、张诚一毕业离校，党支部交由二级学生于伯文负责，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利用各种手段恐吓、打压，使党的活动陷入困境，共产党员采取灵活的方式予以周旋，把更多精力转向农村，随着学生不断毕业回乡，革命的火种也撒向濮、范、观、朝一带农村。

1932年9月，濮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刘晏春（曾用名王耀先，濮阳县五星集人）利用父亲在濮县彭楼集开设染坊的便利，进行发展党员的秘密工作，他和王学先、小周等在彭楼东街染坊柜屋里为高培松、高培亮、陈春玉（濮阳县张庙人）、胡金岭（菏泽县辛集人），举行了入党宣誓，建立了濮县彭楼党支部，指定高培松为支部书记，陈春玉、胡金岭为组织、宣传委员，是年秋又发展文秋兰、王凤奎、侯学增、高克法、侯效昌、李进仁、姬二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员队伍，并成立彭楼区委，有力地宣传了共产党救国救民、实行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唤起了彭楼一带群众的觉悟和革命行动。

1932年夏，高庆云（范县城内北街人，即今莘县古城镇），在大名教会学校入党后，受大名县委指派，在城内北街路东耶稣教堂内创建组织、发展党员，先后在工友中发展教育局工友张景先、李云阁，建设局工友吕福胜、范再田、崔心悦、杨新余等9人入党，建立中共范县特支干事会。由于管守律在介绍高庆云去大名中心县委时，因大名党组织遭破坏，二人在大名被捕，特支由于子元继任书记，当年秋多数党员被捕，特支遭受严重破坏[41]。同年夏，张诚一在三县联师毕业后回到家乡，介绍张建亭、张建平、张崇善等人入党，1934年秋，成立濮县张庄党支部。1934年秋，徐洪来（又名徐宾）和徐光霄叔侄二人（均为濮县徐庄人），在三县联师读书时，经同学李永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徐洪来毕业，到濮县古云集第三完小任教，在此期间经常回家乡徐庄，做革命思想宣传，物色党员对象，先后介绍徐光简、徐玉峰等五六人入党，当年冬建立了濮县徐庄党支部，徐洪来任书记，徐光简、徐玉峰、徐临东为委员，支部建立后积极发展党组织，到1935年秋发展到17名党员。

1935年秋，濮县县委书记王士希介绍王勇达，王继周等入党、入团，随之建立了濮县古云集第三完小党支部，王勇达（又名王振声）任书记，徐洪扬、王继周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同年夏秋，陈东升介绍孙堤口小学教师王鹏程入党，王鹏程又介绍孙堤口农民王继先、王德胜、王宗尧入党，皮文英介绍袁隆入党，当年秋建立孙堤口党支部，王鹏程、王继先先后任支部书记，王继先、王德胜、王宗尧为委员。1936年，徐庄支部党员徐开先介绍曹庄农民董志强、董继信等9人入党，同年7月建立曹庄党支部，董志强任支部书记，董继信为委员。同年夏，徐开先介绍温庄钱可敬入党，钱可敬又介绍本村曹心义、曹培庆等5人入党，1937年5月，建立温庄党支部，钱可敬为书记，高心义、曹培庆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在濮阳县委书记刘晏春、濮县县委书记王士希组织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李桥、木靳庄、杨集、罗庄、胡庄、孟楼、姜堤口、五罗徐等党支部，领导党员100多人[42]。为加强古云集一带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濮县县委经过研究，于1935年冬建立了古云集区委，由王士希兼任区委书记，加强了这一带党组织的具体领导。由于1936年4月濮县县委遭受破坏，区委工作中断，各个基层支部独立活动，开展工作。

濮县古云集徐庄一带党组织，不仅为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做出了值得夸耀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

一是，赵健民找党，徐庄成为山东重建省委的贡献地。

1932年至1933年，山东党连续遭受破坏，特别是1933年两次大破坏后，使山东党与上级失去联系。这时环境非常恶劣，党的活动非常困难，《民国日报》极为醒目地登了几天情况，当时群众议论：“今天共产党的组织部长，明日是大抓共产党的捕共队长……”所以党的恢复与活动极为困难。赵健民曾说：“山东党和上级失掉联系后，我们这些党员如同失掉母亲的幼儿一样无人照管；我们如同黑夜里航行，无人引导。我们工作中许多困难无法解决。”首先是政治上，同志们提出有关党的方针路线我们无法回答，对敌人的造谣诬蔑，反对时没有把握。对红军长征，国民党和托派歪曲宣传，国民党还派其“理论家”陶希圣来济南讲演，说什么百万红军变成了流寇，共产党失败了，原因是没有城市、乡村战不过城市，托派说我们是“干部派”，不依靠工人而依靠农民，现在失败了……

省立济南乡村师范，是我党工作较强的一个学校，学校党支部在姚仲明（东阿县人）、赵健民（冠县人）、王文选几个人坚持下，稳住了阵脚，进行了慎重地发展，至1935年发展的党员有张之修（张振一）、王学荣（王迫吾）、刘莱夫（刘家典）、刘少棠（刘士桐）、董临义（抗战时叛党）、李士桐、景晓村（景木达）、白学光、郭超（郭海容）、高启云、陈锡德、李志谦、李长续、朱春和、郭崇豪、李飞、孙碧泉、刘登秀二十多位同志，同时，在兵工厂、高中、一师、正谊、育英、惠商、华北等有八、九个支部。1934年济南全市有党员六七十人，便于1934年春末夏初在市区北部五里闸建立了济南市委，赵健民任市委书记、陈太平为组织部长（兵工厂的）、王文选为宣传部长。由于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鲁西北地区党组织的较大发展，需要建立一个省一级的组织来领导。赵健民于1935年秋末冬初去莱芜县鹁鸽楼刘仲莹家与黄仲华等商定，组建中共山东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为组织部长、鹿省三（鹿孝曾）为宣传部长，黄仲华为农民部长，于一川、陈太平为委员。刘仲莹提出，山东大部分党员是赵健民联系的，由他代理山东工委书记。会议确定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努力设法，尽一切可能找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关于这件大事，在此前后曾经两去北平、去天津、再去曹县（徐运北），两去泰安（赵健民），三去上海（刘仲莹等人），一去濮县。1935年秋，赵健民到濮县见到直南代表王耀先（刘晏春）。刘宴春同意上报河北省委转达赵健民代表山东党提出的要求，但是至今未和上级取得联系，同志们有一点失落感。正在这时，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河北省委的人在徐庄！1935年冬，赵健民骑着脚踏车，顺黄河大堤到天黑走了300多里到达寿张，晚上开了八乡师党员会议。第二天下午到达古云集，晚上在徐庄见到黎玉同志，他听了山东情况汇报，并说北方局已决定派人恢复山东党组织的关系，要赵健民向北方局写一文字报告，第二天把报告写好，交给黎玉[43]。这才有了1936年5月1日山东新省委的建立，联络工作功不可没。

二是，黎玉成功地领导了“分粮吃大户”，给“穷人会”实惠而发动了群众。

黎玉怎么到的徐庄呢？黎玉1934年5月作为省委代表接任直南特委书记，组织部长王从吾、宣传部长王卓如、工矿部长纪德贵，作为“妇代”陈少敏也来到直南。这时是“大直南”，北从顺德（邢台），南至彰德（安阳），辖41县，在白色恐怖下，面积大、路线长，工作不方便，而且容易出意外。黎玉向省委写报告建议分成两个特委，经省委批准，1934年11月分成冀鲁豫边和冀南两个特委，黎玉为河北省委代表兼冀鲁豫边特委书记，下辖：邯郸、磁县、武安、大名、魏县、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垣、安阳、内黄、林县、滑县、范县、濮县、观城、朝城、临清等二十二县。1935年河北省委负责人到冀鲁豫边特委布置暴动，组织游击队。省委与特委意见分歧，最后省委决定分片发动，纪德贵负责彭城、磁县矿区几个县，王从吾负责大名、魏县几个县，陈少敏负责濮阳、内黄几个县，组织盐民、农民暴动，黎玉到山东濮县、范县一带。黎玉到达濮县，该县黄河北三个区，其中一个是古云集，王士希为区委书记，他的中心力量在徐庄，于是，便选择到徐庄蹲点。在徐光彩家的南屋里住下两个人，年龄大些的称“掌柜”，穿长袍，山西口音，自称是徐光彩侄子徐耀光的同学来探亲访友，其实就是黎玉；年龄小点的自称“伙计”，是个18岁的小红军战士，陕北人，大家喊他小魏，其实他的真名叫白玉光。当时黄河发大水，急迫的问题是解决粮食，为此便研究了斗争方案，经过多方调查，半月后，确定对两家地主采取行动，从这两家搞到了一些粮食、钱和棉被，这次斗争刘晏春也参与了，取得了初次斗争的胜利。第二次选择一个大地主，距徐庄七十里路，事前集中了七八十个精干人员（可能有个“游击小分队”），每人带一个口袋和武器，黎玉背着大刀亲自带队，黑天出发，快步行军，突然袭击，地主没有防备，黎玉先越墙而入，后大队进去，人人得手，满载而归，解决了群众过年的粮食问题。当时叫“分粮吃大户”，群众情绪高涨，影响很好，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组织起“穷人会”，附近几十个村庄都串通了，短短一星期就发展了二、三百人，而且声势越来越大。黎玉说，所以取得胜利，在行动之前，认真研究了“暴动是艺术，不是儿戏”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在事前做好详细调查，并认真综合分析情况，然后制定行动的斗争方案，行动前进行政治教育，交待行动中应注意的事项，这一时期的行动，基本是突袭，不发传单，掌握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44]

三是，刘晏春抓枪杆子，领导党组织和农民，开展群众运动。

徐庄一带在对敌斗争中还体会到要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就必须掌握枪杆子。开展游击活动，濮阳县委书记选择了濮阳县与濮县的交界处，作为活动的根据地，不光是敌人力量薄弱之地，而且那里的地主大部分有枪，作为护院保家之用，这里枪源充裕。党组织得到的第一支枪，就是徐庄共产党员徐玉峰机警巧妙地从地主家里掂来的。从此开始，便利用地主的麻痹大意，又采取多种机动灵活的方法，搞到了一部分枪支。例如到观城红庙老北家，将其看家护院的15支钢枪缴获。党员们又侦察探到木靳庄反动区长赵守纪家里有两支长枪和一支“二把盒子”，便准备择机夺取。有一天，了解到赵守纪去县里参加会议，当天不回来，便确定半夜下手，进院后制住了熟睡的赵守纪的父亲，让他乖乖地把枪缴出来。还有一次更大的行动，就是收民团局的枪，古云集西东池子大寺里住着一个区的民团，有六十多支枪。首先让高堤口乡长、共产党员马功岑了解情况，又通过民团内地下党员关系，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规律和他们的口令。行动时，首先回答正确口令制服哨兵，随后，摸进团部，团兵们还在睡大觉，对几个不老实的提着耳朵抓出来，收拾了枪支，对他们训了几句话就胜利地离开了。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到了民团的枪支。党员们全凭机智勇敢，找准敌人弱点下手，削弱敌人，壮大自己，这就是徐庄一带用灵活的斗争方式，不断充实力量，又扩大了政治影响。[45]

（二）东隅的红霞

偏居聊城地区东南一隅的东阿等县的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像喷薄欲出的红日，映出满天的红霞。

1933年夏至1936年，聊城地区党组织在山东党遭受严重破坏和失去统一领导的严重情况下，不但没有停止活动，而且勇于创造、敢于开辟新天地，使党组织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在东阿、寿张一带。1933年寒假，赵健民回到冠县，发展了寿张八乡师学生冯干才、沙延孝加入中国共产党。学校开学后，冯干才和沙延孝发展段延铭（段缄三）、冯秀月、王福昌、司毅祥、路绍禹、王宪五（王维群）、冯子华、时玉泉、刘银章、司传兴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赵健民帮助下建立了八乡师党支部，沙延孝为支部书记，不久校方怀疑沙延孝是共产党，不宜继续作领导工作，便由段延铭接任支部书记。为了迷惑敌人，不久又由王福昌继任，到1936年冬又由时玉泉担任，这是寿张最早的党支部，然后往寿张四关发展。1937年春，阳谷县安乐镇中心支部，派赵凤升到寿张县开展工作，介绍寿张县城关东门（现为阳谷县寿张镇）小学教师阎龙光加入中国共产党，阎龙光入党后，又介绍许波、罗秀伦、张传伦等人入党，于当年4月1日成立寿张东门支部，书记阎龙光，组织委员许波、宣传委员罗秀伦、后为张传伦，6月改建为中心支部。五六月份建立了北门党支部，由许波、罗秀伦、杨朝炳、赵强组成。1937年6月建立南门党支部，姚义元任书记，阎成哲任组委、李坤任宣委、李德和为委员。此前，1934年8月，段延铭介绍阳谷县乡师孟广生、李子厚、焦玉英等人入党，成立中共阳谷县城关支部，初属八乡师、后归安乐镇中心支部领导。[46]

1933年暑假，在山东省第一乡师读书的姚仲明（原名姚梦龄，东阿县韩堂村人），决心在东阿县农村发展党组织，这以利避重就轻，因为山东党在城市遭到破坏，广阔农村是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地方，发展党组织大有可为。姚仲明选择姜楼完小为策源地（他与孙校长是亲戚），便以姜楼完小代课教师的身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中发现积极分子，然后进行具体培养、引导，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其中有：王玉珍、苏广才（原名苏民）、尹燕桂（尹涛）、刘万明、邹惠元、韩广伦、张兆汉、赵传耕、刘梦泽、曾可忍、何友信、姚传曾十几名党员，遂成立了东阿县姜楼完小党支部，支部书记苏广才、委员王玉珍、尹燕桂。党支部成立后，主要工作任务是发展党组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青年，发动群众。在赵健民、姚仲明帮助下，建起了一个大众图书馆，从看图识字课本到马列著作都有，大众图书馆负责人苏树人（在任聊城地委交通科长时，被泰安红枪会杀害。他叔父苏群及爱人王忠被河北省肥乡白莲教杀害），图书馆在教育青年和基本群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姜楼完小是孙广彬创办的，他是孙庄人，山东政治学校毕业，北伐时组织过农会，参加过国民党，后来看到国民党腐朽反动，不抗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领袖，不是真正革命派，不为最广大的群众办事，是假三民主义，他又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他和姚仲明是表亲，就是他邀请姚仲明代课的。以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进步学生，掩护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

1934年暑假，姜楼完小第一班学生毕业了，党的活动也随着党员的去向扩大活动范围，总的方向是把革命的火种撒向农村。王玉珍升入济南一中后，任该校党支部书记；尹燕桂升入济南华北中学后，任该校党支部书记。苏广才等大部分同学留在农村活动，按照上级“到农村去，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指示，面向广大劳苦农民，秘密、隐蔽、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使党组织像早晨的红霞一样光芒四射，到处闪耀，阳光满地。

共产党员刘洪渐于姜楼完小毕业后，在家乡官庄一带农村积极发展党组织，先后介绍邢子厚、赵连春、赵连柏等人入党，于1935年下半年成立东阿县官庄党支部，邢子厚任支部书记，赵连春、赵连柏为组织和宣传委员。支部建立后，领导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进行了“借粮斗争”；共产党员苏广珍毕业后，在家乡西程铺一带农村积极开展组织建设工作，介绍苏士英、苏平等人入党，于1935年10月，建立了东阿县西程铺党支部，苏广珍任支部书记，苏士英和苏平为委员；共产党员刘万明毕业回乡后，回到家乡柳林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启发积极分子的觉悟，经过培养，发展刘万英、刘明祥、孙万岭、卢代印等人入党，建立了柳林屯党支部，刘万明任支部书记，刘万英、刘明祥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经苏广才介绍入党的秦延彬回到家乡大秦一带，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先后介绍秦召臣、秦玉田入党，建立了东阿县大秦党支部，支书秦延彬、委员秦玉田、秦召臣；共产党员曹立英从姜楼完小毕业回到家乡曹庙一带，介绍曹景泗、曹克曾、刘德柱等人入党，随即建立了东阿县曹庙党支部，书记曹立英，委员曹景泗、曹克曾、刘德柱。姜楼毕业的学生还先后成立了东阿县苫山、广粮门、韩堂、归德铺、葫芦头、狮子宋等党支部。1936年下半年，在外地工作入党的共产党员陈兰怀，回到家乡郭万庄，先后介绍高学彦等人入党，于1937年春建立了东阿郭万庄党支部，支部书记陈兰怀；在北京育德中学读书的张盛斋，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返乡在红庙一带先后介绍张少溪、张绪清等二十余人入党，于1937年6月成立东阿红庙党支部，张盛斋任书记、张绪清、张少溪任组织和宣传委员。1935年暑假，毕业于济南华北中学的共产党员谭炳岱（又名谭博，后改名新斧），回到家乡谭庄一带农村发展党员，先后介绍田绪彦、谭德友、谭学诗等人入党，于1936年初成立了东阿谭庄党支部，谭炳岱任书记，谭德友、田绪彦、谭学诗为委员。[47]

1935年4月赵健民到东阿视察工作，正好东阿县在韩堂东头大庙里召开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一般都是党支部负责同志，共有二十多人。会上，赵健民同志讲了当前形势，对东阿县工作提出建议：（一）凡有三名党员以上的村庄，都建立支部；（二）领导群众进行盐务斗争；（三）开展借粮运动；（四）建立农民互助会。会后，赵健民又说，东阿有了这么多党员，工作正在蓬勃开展，为加强统一领导，应当成立县委。经过充分准备，于1936年2月，东阿县委在西程铺成立，苏广才任书记，刘万明任组织部长，何友信任宣传部长，不久秦延彬接任，谭炳岱任军事部长，县委成员进行了划片分工，以利具体指导。由此，东阿县的党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迈向了一个新阶段。

东阿县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其基本经验是：密切联系群众，扎根于农民群众中，把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从党员成份看，绝大多数是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拥护共产党，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对旧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和国民党的腐败强烈不满，忧国忧民、爱国热情高。党组织在工作和组织发展中，注意计划性、减少盲目性，不打无准备之仗；发展党组织注意积极稳妥，做到慎重严密，较长时间没有公开，后来公开时，还留一部分秘密党员，以防万一发生问题。在敌人猖獗时，无人屈服，无人泄密，党组织没有遭受破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也成为鲁西北地区在党组织发展中一个重要特点。[48]

（三）西陲的堡垒

靠近大名西望平汉线的冠县、莘县、馆陶等县党组织，处于聊城的西线边界，这一带的党组织坚如磐石，稳步发展，为我们筑起一座座坚强的堡垒。

这一带位于冀鲁豫三省结合部，地薄人穷，加上统治阶级的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渴望有个好生活。这里人民富有反抗精神（本文开始有些例子）和爱国情操，仅在近代这里就曾出过宋景诗为首的五大旗起义，1898年“山东冠县十八村（现属河北省威县）”义和拳反帝斗争首先起义（赵三多等人）。民国后人民困苦有增无减，逼迫人们走京（北京）、串卫（天津）、闯关东（东北三省）、下口外（内蒙）谋生，冠县籍老党员姚汝安、郭英、郭林业就是沦落他乡时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就当时讲，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方面采取不抵抗政策，把国策定为“攘外必先安内”、“宁赠友邦，不为家奴”，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最后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其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东北的张学良就调到西北去“剿共”。为彻底消灭共产党，痛下杀手，甚至“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人”，真是心狠手辣！对这种倒行逆施，国民党爱国将士多有怒言和愤愤不平，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在冠县一高上学的赵健民联合冯干才、王宪五、王志浩、于少畲走上街头，开展抵制日货、“誓雪国耻”的宣传。赵健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32年考入济南省立一乡师，经姚仲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仍在冠县一高学习的冯干才、王宪五、沙延孝、朱冠富等，不仅在学校，还聚集在沙延孝家或朱冠富家，阅读进步报刊书籍，探讨救国大事。因派系斗争，1933年秋，学校害怕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启发抗日觉悟，以及游行、罢课，不惜采取用造谣诬陷的方法，开除两批进步学生，被开除的有王志浩、许梦侠、郭思高、冯义仁、于树葛、于树森、钱文奎、梁秀杰、石连法、卞其昌、张成林等十七名。这次学生罢课震动了反动统治者，也锻炼了学生的革命意志，学生们被开除后，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并由一高教师王桐村（冠县东关人）、陈雨晴（长春人）领导学生走上街头，纪念九一八誓雪国耻。同时与师范、讲习所密切配合，在林春阁、张鉴古、李凤桐等进步学生带动下进行了罢课、罢考和反对国民党cc分子教师金肖鲁的斗争，在冠县又掀起了一次革命活动高潮，这些活动也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助推着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1933年寒假，赵健民和在济南惠商职业学校读书的孙锡恩（孙洪）回到家乡冠县，发展了在寿张八乡师读书的冯干才、沙延孝入党，建立了八乡师党支部，孙洪介绍梁秀杰和在临清十一中上学的王志浩入党，冠县师范钱洪勋也在这时入党；经徐运北介绍在聊城三师发展王连级、郭庆云、王以翔、宋鸿恩（宋秋潭）等入党。在冠县他们又发展于树芝、于树森、于东春、郭芳臣、许梦侠、许梦灵、朱冠富等人入党，从此拉开聊城西半天的建党大幕。[49]

1936年，冯子华利用暑假从寿张八乡师回到家乡莘县冯海村，便到莘县城里，联络寿张八乡师、兖州四乡师、临清十一中、堂邑武训中学读书的二十多名莘县籍学生，组织“莘县旅外同学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先进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讨论抗日救亡的一些现实问题。1936年6月，冯子华与刘晏春接上关系，在莘县城内接纳了陈广德介绍的郭坦、武岳雷、徐景河入党，而后又介绍王凤鸣、王惠卿入党，于1937春建立了莘县特别支部。

1935年6月，共产党员冯干才帮助指导建立了冠县王村支部，支部书记于树葛、组织委员于树森（于龙）、宣传委员于东鲁；1936年夏冠县师范讲习所发展几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许梦侠兼任支部书记；1935年底，许梦侠从冠县师范讲习所毕业，1936年秋被聘请到冠县城东三里庄任小学教师，许梦侠在这一带发展朱冠友、许芝堂、朱月桐等人入党，1936年秋，组建冠县东三里庄党支部，由冠县城关区委书记朱月桐兼支部书记。1936年夏，特委书记刘晏春，在冯干才陪同下到冠县王维群（王宪五）教书的张庄小学接上头，然后到王村于树森家。第二天召开党员会，以王村支部（又称张庄支部）为基础，成立特别支部，这是第一个县域性的支部，王维群任书记，于树葛、于树森（于龙）为委员，在这次党员会议上刘晏春介绍了濮县徐庄“分粮吃大户”的经验，鼓励大家积极工作，为劳苦大众多解决实际困难。1936年春，王维群在许辛村、王辛村先后发展党员7名，建立了许辛村党支部，王维群兼书记；朱冠富入党后在城关北街发展党员，于1936年秋成立了冠县北街党支部，朱冠富（又名朱广林）任支部书记；共产党员钱洪勋帮助成立了冠县城南街党支部，由沙俊英（女，后名沙晓鲁）任书记。

1936年秋初，刘晏春和刘仲莹以八乡师同学名义来到冠县张庄，在张庄小学王维群处召开党员会议，参加会的有王维群、冯干才、任玉民等，会上传达了省委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冠县工作委员会，由王维群任书记、任玉民为组织委员、冯子华为宣传委员（未到会）工委成立后，在王维群、郭芳臣、王登明积极发动组织下，一些基层党支部陆续建立起来。1936年冬，冠县西赵店党支部成立，支部书记钱文奎（又名钱超凡）；随后又建立了李辛村支部，党支部书记李一香；槐木园党支部，支部书记王会堂；孙庄党支部，支部书记陈利用；胡史村党支部，支部书记王素芝。1936年秋冬，杨陶天介绍在馆陶县城读书的满登法等入团、转党，1937年1月在杨陶天帮助下成立馆陶县北田平村党支部（现属冠县），支部书记满登法，委员满林朋、满林春；1937年春，冠县吕屯党支部建立，支部书记吕书宾。这些支部的建立，显示冠县工委开展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冠县农村党组织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50]

1936年初冬，刘晏春、刘仲莹又从济南到冠县，先到许辛村小学，后在兰沃乡农学校（盛北光在此执教）召开党的会议，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发展需要和党的发展实际情况，把冠县工委改为县委，下设几个区委，王维群任县委书记，任玉民任组织委员，因冯子华在莘县一带活动，宣传委员由郭芳臣代理。会后相继成立了几个区委，城东北许辛村为中心一个区委，许乃昌任书记，钱文奎、卞其昌为委员，后又增补李一香为委员；城关和三里庄成立一个区委，朱月桐为书记，许梦侠、朱冠富、梁秀杰为委员；城东南和南街一个区委，由钱洪勋负责。会议着重研究了向工农开门，大量发展工（含雇工）、农（含佃农）党员问题，在贫苦大众中积极发展党员，特别在“白板”地区和村庄，建立新的关系。这一精神的贯彻执行，使冠县的党组织建设工作，更加广泛、深入与活跃，经过努力，在“白板”村，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作点，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党支部，重点人物如：许辛村的司洛路、邓官屯的孙树营、石家寨的王西原、张货营的魏兰亭、邢柳邵的张惠民、谈二寨的许树灵等。在农民中又有一些人加入共产党，如许辛村的郭兰溪、齐××，王辛村的王月亭、王富寿，司庞庄的刘奎信等，大大充实了冠县的党员队伍。

1937年春，刘晏春、刘仲莹在许辛村小学召开党员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将冠县县委改为中心县委，王维群任书记，任玉民任组织委员，郭芳臣任宣传委员，冯子华为委员。冠县县委改建为中心县委，表明冠县党组织建设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有领导、有组织的发展建设和开展群众工作的新时期。中心县委下面成立几个特区，由中心县委领导，莘县成立一个特区，冯子华任书记；堂邑县成立一个特区，由于少畲任书记（不久改为堂邑县工委）；馆陶县成立一个特区，由沙延孝任书记，因为沙延孝未到职，仍为馆陶特支，特支书记宋秋谭（堂邑县宋月河人），后又改为馆陶县工委，由南陶乡农学校教务主任沙延孝任书记。这次会上，刘晏春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陕北红军东征的胜利，刘仲莹领导大家学习了胡服（刘少奇）的文章。他们带来了河北省委党的刊物《火线》，大家看后颇受教育和启发，便连夜复写，发送党内同志传阅，会上对有关工作也作了研究部署，强调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壮大基层组织，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准备进行游击战争。要求党员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适当分开，同时又要结合好，注意隐蔽力量，不被敌人过早地发现，同时准备一批骨干到延安学习，以便培养一批领导干部。会后，以这次会议精神为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既锻炼党员，提高组织战斗力，又进一步组织群众，在群众中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1937年夏，上级确定王维群、钱洪勋去延安学习，由郭芳臣代理中心县委书记。[51]

从鲁西北边境冠县一带的实践看出：经过实际工作，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得到教育、提高，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也涌现出大批革命干部，如赵健民、徐运北、丹彤、焦善民、王西原、孙立民（坚贞不屈的英雄）、杨立功、冯子华、徐梦侠、王维群、王黎之（四川省政协主席）等等，也培养出一大批女干部，这是一般地方无法比拟的，如：沙俊英（沙晓鲁）、沙春喜（洪林）、沙春莲（林彬）、齐涛、张坤、王惠营、王震凡等等。从中也看出，这一代人，善于思考、勇于探索、革命意志坚定、独立工作能力强、爱国热情高、勤劳俭朴、敢闯敢干、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流血牺牲……这样人物组成的党组织，怎么不是钢铁堡垒呢？

（四）北部的旗帜

在白色恐怖下，聊城北部地区，到处是党旗飘飘，尤其是鲁西特委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地方组织竖起了一杆迎风招展的大旗。

先从北部边沿说起。济南乡师同志孙碧泉考入了山东省民众教育馆训练班，被分配到平原县城北十五里铺民教辅导实验区工作，即以此为基点，发展组织建立了支部；经鹿省三介绍平原城南张官寨韩平原（后名张天民）恢复了组织关系。1934年下半年，平原县第五乡师因为反会考被开除的五个学生中的赵一萍、马诚斋、王维一和济南乡师党组织联系，介绍说：他们被开除后回原籍教书当教员，马诚斋在恩县、赵一萍在武城、王维一在蒲台，三人都发展了党的组织；济南乡师武城人李长续回乡工作，进行了党的恢复工作。到1935年冬，已有十五里铺实验区、平原、恩县、武城等地都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并在进一步扩大中。[52]

聊城附近几个县，先期入党的同志，也以极大的勇气、热情和虔诚，坚韧的决心、毅力，投入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中，在白色恐怖下，他们工作十分慎重，注意识别好坏，多结交劳苦大众和信誉良好的人，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安全性和党员的素质，促进了党组织的快速健康发展。事实告诉我们，在祖国这块土地上培育了不少值得夸耀的人物和厚重的历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这一带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只有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分散独立活动。1931年春，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有个别党员、团员活动，由于遭受严重破坏，没有党、团组织。由孙芳茜等人组织的“读书会”，阅读进步报刊、传播革命思想。[53]下半年共产党员刘子蔚（原名刘书林，恩县孔官屯村人，曾是中共鲁北临时委员会书记），他是1929年10月在平原省立中学读书时，由马云祥、李振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考入山东省立三师后期部七级二班学习的。1932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通过马云祥、李振山（禹城人）了解到刘子蔚在聊城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当年暑假开学不久，省委派组织部负责人田××到聊城，经和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共产党员刘子蔚、桑艮阳（肥城人）、孙芳茜（阳谷县人）、丁泮清等协商，成立了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领导鲁西北的聊城、临清、寿张等地中等学校党组织的发展建设工作，由刘子蔚任总支书记，桑艮阳为组织委员，孙芳茜为宣传委员，总支设在第三师范。总支成立后，恢复了三师部分党员的关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与临清乡师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3年夏，在省委交通员李振山的帮助下，先后发动组织了聊城“推水车工人”增加工资的斗争，达到了增加工资的目的；随即又组织了一次较大的集中宣传活动，到处张贴“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反对蒋介石投降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标语，甚至贴到军阀韩复榘第三路军七十四师二二○旅李益智的旅部门口，以及聊城一些繁华街市的交通要道、人流集中的地方，引起了轰动，也遭到军阀部队二二○旅派兵夜间包围学校，不准学生外出，地方当局也向学校施压，党组织也立即研究了保护措施和应付局势变化的对策，使敌人未找到破绽，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委员会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和鲁西党组织联络的李振山外潜，与省委失掉联系。从此，鲁西总支就独立开展活动，一方面继续发展、扩大党、团员队伍，一方面积极寻求合法方式开展学生运动，让进步青年感到时时有一种强劲的力量在支持革命活动，并波浪式发展。到1934年暑假刘子蔚毕业离校，三师校内已发展党员三十多人。刘子蔚离校时，将总支委员会的工作移交给申云浦（原名申景玮，阳谷县安乐镇人）、陈子舟（恩县人）负责[54]。负责人更替后，党组织在原有基础上开展工作，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并发展党员。此期间，徐运北通过关系，介绍学校学生王连级、郭庆云、王以翔、宋鸿恩（字秋谭）等人入党，并与学校党组织取得联系，做到学校与地方结合，互相支持，使党组织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31年冬末1932年年初，李恩荣（字耀先、又名华光，清平县李圈人，现属临清，1930年暑假，由刘子蔚、郎凤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临清六县联立乡师发展李朝杰（又名李（更生）、清平县小薛楼村人）、高景泗（清平县人）入党，建立了临清乡师党支部，李恩荣任书记。支部建立后，团结进步青年、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反动分子也乘机破坏。1932年春，由于叛徒出卖，李恩荣被迫离校，回本村当了小学教师，先后发展李全仁、李继耀等六七人入党，建立了清平县李圈党支部，李恩荣为支部书记（后为李全仁），支部建立后，一是积极发展党组织，1932年至1934年在这一带农村发展党员三四十人；二是开展宣传工作，进行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一次在庙会扩大宣传轰动效应很好，震惊了全县，党组织也受到敌人敌视和打击。[55]

1934年3月阳谷县安乐镇中心支部成立，由恢复党员关系的杨耕心任支部书记，盛北光（阳谷人）为组织委员，翟子超（金乡人、安乐镇高小教师）为宣传委员，党员有申子君、武子升等人。1935年春，盛北光（原名盛广灿）复学，翟子超回金乡工作，当年夏增补申景玮（申云浦）、朱朗霄为委员。中心支部负责领导阳谷、寿张等地的党组织，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知识青年，更大范围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盛北光、申云浦、王筱湖、孙寒光、王伯瑾、杨鼐为发起人，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从中物色党员对象。社章定的宗旨是：联络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研究社会科学（即马列主义），开展反帝救亡活动，社员间互相帮助，介绍职业等，社员发展很快。1934年发展的社员有姚修文、赵凤升、武子升、申子君、李超、郑痴夫等；1935年，先后发展了张震声、杨继坤、蒲继五、张冠军、涂士其、宋子美、李志深、魏宗尧、杨桃林、裴广汉、杜思文、张金容、谷传曾、尹序贵、杨宗汉、周子厚、焦玉美、孟广生等三四十人，分布在安乐镇、阿城镇、七级镇、王家营、城关镇一带。创办《中坚》油印社刊，阅读进步书籍《政治经济学教程》、《唯物辩证法教程》以及从党刊上摘录文章，在阿城还办了一个晨光书店作为联络点，由杨鼐负责，宣传演出过文明戏，组织捐款支援东北同胞和抗日联军，社员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与东阿、寿张、聊城党组织联系。中心支部也升格为阳谷县委，同阳谷县委发生组织关系的党员有：王筱湖、申子君、武子升、顾寿祯、顾幼清（女）、郭景河、杨鼐、杨玉珂、张冠军、杨诚斋、姚修文、周子厚、王伯瑾、张震声、杨延坤、宋子美、李超、朱朗霄、孟广生、焦玉美、于德芳（女）、孟子华（女）、谷传曾、杨少岩、李子厚等。县委领导成员是杨耕心、盛北光、申云浦、朱朗香，1936年与上级党接上关系。[56]

1932年到1936年聊城党组织，在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们为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顶着血腥笼罩的白色恐怖，冲破种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彰显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崇高气节和革命斗争精神，不但没有停止活动，而且有了较快的发展，整个鲁西北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建立起特支、区委、县工委、县委，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促使这一地区建立更高一级的党组织，以实现和加强统一领导的目的。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与徐鸣轩（徐运北、堂邑人）商定建立领导鲁西北党组织的机构。时机选择在1935年春节（即193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三），以给徐运北父亲拜年为名到徐的家里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冠县党员钱洪勋，聊城师范（1933年第三师范改为聊城师范）党员王连级、钱杰东，八乡师党员段延铭（阳谷县人），会议由赵健民主持，他首先讲了全国形势和山东地区及鲁西北党组织发展情况，经过充分讨论，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情况需要，一致同意建立鲁西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徐运北任特委书记，钱洪勋为组织部长、申云浦为宣传部长（未到会），特委负责领导寿张、阳谷、莘县、聊城、堂邑、冠县、东阿、博平、清平、临清等县党组织，更好地积极地发展党组织，大力开展群众性抗日爱国运动。

特委建立后，徐运北按照赵健民的指示，北上南下到北平和曹县等地找党的关系，寻求与上级党的联系，并去济南做联络工作，这一切都是冒着风险、迎着困难进行的。是年冬，徐运北到堂邑县柳林完小，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党的工作。在赵健民、姚仲明同志指导帮助下，聊城各县、各地方党组织均有新的发展，尤其和直鲁豫边特委取得联系后，密切合作，互相介绍工作经验，使得冠县、东阿等地党组织又出现了跃进性的发展。[57]

1936年5月1日，山东省委成立后，为加强鲁西、鲁西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更有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年6月决定：将直鲁豫边特委领导的范县、濮县、观城、朝城党组织和鲁西特委领导的临清、东阿、阳谷、莘县、冠县、堂邑、博平、清平、茌平、聊城师范、八乡师党组织合并，成立聊城特委，刘晏春任特委书记，徐运北任组织部长，刘仲莹（又名老范、李济安，莱芜县人）任宣传部长。聊城特委成立后，重点加强冠县、堂邑、莘县、聊城、临清、馆陶、茌平、博平、清平等县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58]

1937年春，申云浦奉党组织指派，到茌（平）博（平）清（平）作恢复和组织发展工作，到博平县还家店高小任教，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以学校为阵地开展工作，很快建立新的党组织，并迅速投入恢复和重建工作。申云浦首先联结恢复了谢鑫鹤的组织关系，又为在茌平县琉璃寺乡农学校任教的段延铭、高唐县赵应斋等人接上组织关系，发展在清平县康庄乡农学校任教的黑伯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建立了清（平）博（平）高（高唐）茌（平）党支部，申云浦任支部书记、谢鑫鹤、赵应斋、黑伯里为委员，他们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领导王怀远、胡泮生等二十多名进步学生到县政府请愿，展开了反对有封建思想又贪污的校长周子恒（国民党员）的斗争，迫使当局调走了周子恒，换了进步青年教师朗镜如担任校长。这次斗争的胜利，让党组织团结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对周围群众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认为这些进步人士主持正义，打击歪风邪气，为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家店被誉为开展党的工作的“红色阵地”。[59]

1937年4月，徐运北在临清县城西南关一高，介绍李葵元（临清县河西姚楼村人）、颜竹林（原名颜景隆，临清县颜朱楼村人）、黑若仙（女、临清县城关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临清县临时特别支部，李葵元任书记。[60]聊城县西南部在孙寒光、孙玉贵等共产党员组织发动下、在孙丰、沙镇一带农村发展孙玉堂、孙玉章、孙玉珠等人入党、党组织不断发展，群众工作势头很旺盛，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广泛地贯彻和开展。1937年5月，在徐运北主持下，成立中共聊城县孙丰特别支部，孙寒光任特支书记，孙玉珠为组织委员，孙玉贵为宣传委员，孙玉堂为保卫委员，孙玉章为交通员。随后，又在徐运北帮助下，成立中共聊城县委。[61]其他各县党组织也有相应发展，并得到进一步巩固、提高。

1937年春末夏初，随着工作的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抗日救亡运动任务的加重，鲁西北只有一个特委，区域过大，领导不便，奔波路程太远，影响及时指导工作，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将鲁西北特委分设成两个特委，以临清、聊城、冠县、堂邑、莘县、馆陶、邱县、东阿、茌平、博平、清平等县，组成鲁西北特委，刘仲莹任书记，徐运北、王维群、鲍廷干为特委委员；以阳谷、寿张、范县、濮县、观城、朝城等县组成鲁西特委，刘晏春为特委书记，马功岑、陈东升为特委委员。[62]

两个特委分设以后，仍联系非常密切，互通情报，在大的方面步调一致，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根据省委指示，在广大党员、群众中宣传和揭露日本侵略者搞“华北自治”的阴谋，指斥国民党蒋介石虽被逼抗日（指西安事变，但软禁张学良，抓捕杨虎城），但表现出抗日的消极、无力，使中华民族陷于危机的边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此发动群众，激发同胞们的爱国热情，积极准备，随时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中国的危亡，把各界群众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阔步前进。

回顾这段历史，特别是山东党连续遭受破坏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谁是革命派和爱国者，谁是屈膝投降、屠刀对内的反革命派，十分明显九一八后全国同胞对日本的侵略义愤填膺，要求一致对外，可是从各地和山东党一次次遭受破坏和残酷血腥镇压看，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反而剜肉投股，步步退让，使得侵略者野心、胃口越来越大，甚至得寸进尺（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则相反，对日本侵略者毫不客气，诺门坎战役，用牛刀宰鸡的办法，派朱可夫亲临指挥，痛击侵略军，粉碎日本试探、侵略的“美梦”，因而使日本不敢染指苏联转而南侵。如果苏联示弱，也会引来灭顶之灾，因为还有一个纳粹德国），把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沿。蒋介石对闯进国门的日本不抵抗，对内向共产党狠下杀手的行为，遭到爱国同胞的一致反对；共产党人则相反，高举抗日大旗，不断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阴谋，以实际行动——立场鲜明地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处处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主权：态度明、做得对、行得正、顺民心、得民意。所以鲁西北地区党的组织工作日益发展，一句话就是“民心所向的结果”，也即是谁主张抗日救亡谁就得到胜利。从工作实践看，在国民党高举屠刀的白色恐怖下，开展组织建设工作的经验，不断积累、发展，在多种形式的运用中，总结出了成套的、系统的经验，而且各县、各地方都从实际出发，展示出自己独特的创新和创造，在艰难险阻中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因而党的各级组织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健康发展，虽有挫折、困难，但是共产党人信念坚定、百折不挠，越是困难越坚强，越是危险越向前，所以能从挫折和失败中吸收教训，从前进的胜利中总结经验。到1937年7月7日以前，共产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鲁西北党组织的状况（含抗日战争前各个阶段）大体是：

有三个特委：鲁北特委、鲁西特委、鲁西北特委。

八个县委：鲁北、鲁西（东昌）、禹城、东阿、濮县、冠县、博平、清平（含中心县委）。

七个区委：袁楼、彭楼、古云集、莘县特别区委、冠县城关、城东北、城东南。

十三个特支：禹城、鲁北、范县特支干事会、堂邑、聊城孙丰、莘县特支、临清临时特支、馆陶、冠县城关、城南、徐辛村。

一个总支：聊城三师鲁西总支委员会。两个中心支部：阳谷安乐镇、寿张东门。

据不完全统计，聊城市境内就有七十多个基层支部（不包括齐河、禹城、夏津、武城、邱县、馆陶、平原、恩县等），计有：阳谷九都杨、城关；聊城二中；寿张北门、南门；堂邑北周店、凤凰集、辛集、鲍家海子；莘县东节村、范朝濮三县乡师、濮县张庄、徐庄、古云集完小、温庄、孙堤口、曹庄、罗庄、杨集、胡庄、彭楼、孟楼、五罗徐、李桥、木靳庄；南陶、北田村；高唐谷官屯；清平李圈、康庄、清博高茌；博平袁楼、谢天贡、还家店高小；临清山东省棉业讲习所、六县联立乡师、十一中；冠县支部、王村、东三里庄、北关街、城南街、师范讲习所、李辛村、许辛村、孙庄、相李、胡史村、吕屯、槐木园、邢柳邵、张货营、石家寨、司庞庄；茌平茌博清支部；东阿县姜楼完小、西程铺、官庄、谭庄、柳林屯、广粮门、曹庙、红庙、郭万庄、归德铺、苫山、韩堂、葫芦头、狮子宋等等。[63]

据不完全统计有400多名党员（聊城市境内）。[64]

由于党组织的壮大发展，增强了力量，扩大了影响，团结争取了难以数计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开明绅士、社会贤达、民主人士和基本群众，为抗日战争的发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就是抗日战争前的历史事实，事实不容歪曲，正义不容挑战。在这里我想引用法国作家劳拉致杜拉斯的一句话：“本世纪所有的‘政治犯’，今天都成了英雄，而审判他们的‘法官’，都永远地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这是值得记忆的。”[65]

本篇整个是说上世纪前半期，因而歌哭多于言笑，叙事多于论谈，请诸位谅之、思之。尽管如此，仍希望能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原载于《聊城革命老区》2013年第2期、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