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堂里，陈列着一块特殊的“墓碑”，这是一小块用青砖刻下的墓碑，上面刻着“鸿化”两个字。这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冀南军区新四旅政治部主任袁鸿化的妻子周雅在听闻丈夫牺牲后连夜用小刀刻下的。这小小的一块墓碑，凝聚着他们的夫妻情、战友爱，也展现着袁鸿化短暂而战斗的一生，让每一位参观者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刻有“鸿化”二字的青砖，陈展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纪念堂

袁鸿化烈士戎装照

1909年，袁鸿化出生在陕西省高陵县官家寺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在三原陕西省立中学读书时，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组织青年进步组织青年社并任社长，同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袁鸿化秘密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进行分田地、斗地主的土地革命。他率领农民自卫军与地主的民团武装进行多次战斗，捍卫和巩固了红色政权。

1931年，党组织派袁鸿化潜入杨虎城骑兵团做兵运工作。后在武宁、淳化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开展游击作战。1934年，时为陕南宁强县县委书记的袁鸿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并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干事，不久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亲手编印了《红光报》《捷报》，使得红军走到哪里，党的方针政策就宣传到哪里。他当时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后来被称为“稀世之宝”。

在长征途中，袁鸿化经受了严峻考验，三次走过草地、两次翻越雪山，吃了不少苦。虽然身体消瘦、体质变弱，但他仍然帮其他战友背东西。雪山顶上空气稀薄，小战士晕倒了，他硬是背起小战士闯过鬼门关。过草地时，他腿上长疮，没有药治疗已经溃烂，却还坚持行军走出草地，因此被很多同志称赞为“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1935年9月，袁鸿化编写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冀东自治”的多幕话剧《丰台的炮声》，并组织红军宣传队排演。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袁鸿化担任红31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37年2月，调任援西军教导团政委、援西军随营学校政委。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袁鸿化任师教导团政治处主任。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决定组建随营学校，任命易良品为校长，袁鸿化为政委，一武一文，相辅相成，随营学校迅速组建起来。各部队选调一千多名学员，校址设在山西黎城县窑村一带。袁鸿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战斗相结合的办校方针，两年多时间，为部队培养了近万名军事政治干部。他还率随营学校学员参加了三八五旅七七一团消灭游杂武装的战斗，为创立冀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40年2月，袁鸿化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并担任党校第一大队支部书记。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周雅，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加深了解，进而产生了由衷的爱慕之情。当年7月党校毕业时，他们结为战友夫妻，婚后感情甚笃。党校学习结束后，袁鸿化被任命为冀南军区新四旅政治部主任，在部队中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以个人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精神，影响和带动了周围同志，还率部多次粉碎日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2年4月29日，日军在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纠集了三万余兵力分两路以突袭方式，分别将冀南党政机关以及新七旅和第四分区党政机关以及新四旅团团围住。袁鸿化和新四旅官兵们由邱县摇鞍镇向贺伍庄方向展开了英勇的突围战斗。当时袁鸿化正重病在身，高烧40摄氏度，但面对严重的敌情，他全然不顾个人的身体，将电台密码用布包好背在身上，骑马率领第十一团向敌人冲杀过去。他告诉警卫员说：“我倒下了，不要管我，赶快背上这个包袱往外冲。”部队终于冲出敌包围圈。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上级命令新四旅与第四分区合并，袁鸿化任第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庄严宣誓：“不管环境怎样艰苦，战争怎样残酷，下定死在岗位上的决心，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与冀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袁鸿化一直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利用一切战斗间隙了解和解决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教育干部战士坚定胜利的信心。他写给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部队政治工作报告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部队的战斗力、部队的战术训练、军事训练等方面详细进行了总结论述，受到刘、邓首长的赞扬。

1943年10月，冀南军区为了扩大根据地，摆脱困境，发起卫东战役。此次战役总指挥是四分区司令员雷绍康，袁鸿化和第七分区政委萧永智协助指挥。他们一起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战斗于21日拂晓5时开始，四个团分别从温庄、张庄、赵建庄发起进攻。直至中午，战斗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第十一团很快攻进温庄，共俘敌二百余名，二十二团将张庄之敌大部俘获，并缴获战利品大部，敌人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下午1时许，袁鸿化和雷绍康等人在指挥部驻地清平县陈官营等待战况，由于部队行踪被日军发现，从临清、博平方向有七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分两股向陈官营开来，袁鸿化和肖永智去村西指挥基干团转移。基干团约有三个连的兵力，未经过严格训练，缺乏战斗经验，武器短缺而且原始，日军冲来后，多数人慌乱四散。面对疯狂的敌人，袁鸿化他们顽强地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战斗从中午打到了黄昏，袁鸿化也受了伤，但他仍坚持指挥部队边打边向村西南撤退，最后被迫撤到了一块棉花地里。敌人很快又压了上来，袁鸿化和肖永智率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两人身中数弹，英勇牺牲。袁鸿化时年34岁。

此时，周雅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且即将分娩，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她悲痛欲绝。虽然行动不便、周围又很危险，她依然坚持骑马前往距离住地18里外的堂邑县大桑树村送别丈夫。等她到墓地时，棺木已经钉好，她请求打开棺木见丈夫最后一面，可因为敌人对袁鸿化和其他几位牺牲同志的尸体进行了摧残，负责安葬的同志怕周雅再受刺激，没有同意。于是周雅坐在坟墓旁，看着战友们把丈夫掩埋，失声痛哭。从墓地回到住处后，周雅突然想到，一同安葬在那里的有好几位同志，时间久了很难分辨。于是她连夜从老乡家找来一块青砖，先用笔写下“鸿化”二字，再用小刀一刀一刀把字刻出来，一直刻到半夜。就这样，在战乱时期，周雅亲手为丈夫刻下了一块特殊的“墓碑”并埋在了坟前。

这块“墓碑”寄托了周雅对袁鸿化的无限哀思。袁鸿化和周雅结婚只有三年多，并不算长。战争年代紧张艰险，他们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聊一聊，甚至连一张合照都没有。但他们的革命感情让人感动，他们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纪念、学习。

（宣传教育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