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聊城堂邑凤凰集爆发了抗日武装起义，这是抗战时期山东最早的武装起义之一，凤凰集村成为当时鲁西北有名的红色堡垒村。当时，日军把凤凰集称为“共产党的老窝”，因此，凤凰集村也成为日军的眼中钉，每次“扫荡”都是首当其冲，这里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也很大。

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党的培养下，凤凰集村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抗敌的党员干部，如聊堂县抗日民主政府五区区委书记解平、区队副队长谢九岭、解占柏等都加入抗日队伍并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解占柏的二哥解彭年，儿子解长明，侄子解长林、解长义、解长泰、解长厚，侄女解秀兰也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解占柏（原名解树魁），1914年出生于原堂邑县（今属东昌府区）凤凰集村，1934年考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地学系。1935年冬，他英勇地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游行中头部被警察打伤，仍然坚持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边。他在斗争实践中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便于1936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在北平参加了爱国学生组织的慰劳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抗日战士的宣传工作。

1937年10月，解占柏和部分平津同学一同回到聊城，参加了中共鲁西北特委领导的抗战宣传工作。1938年11月，和王希永等人建立了八路军聊（城）、博（平）、堂（邑）武装工作团，不久改建为先遣纵队第五大队，成为活跃在聊（城）、博（平）、堂（邑）地区的重要武装力量。根据党的指示，解占柏担负起开辟堂邑、聊城以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解占柏回到家乡凤凰集，建立了聊（城）堂（邑）边抗日救国青年团，为抗日游击队扩兵。他走村串户，教育激发青年的抗日热情，发动他们报名参军，在凤凰集、张舒庄、乔庄等村发展党员30多名，还在凤凰集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接待从大峰山、茌平、博平到冠县去的交通员和干部，家里常住着30多人。他多次召集家庭会议，动员全家支持革命事业，说服家里卖掉部分土地和粮食，全力支持联络站的工作，保证情报、信件传递畅通和过往干部的住宿及安全。他屡次对家人们说：“为了不当亡国奴，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家庭财产与其被日本人和国民党抢走，不如贡献给共产党和八路军。”

1941年，齐子修部盘踞聊城北梁水镇一带，因解占柏家中的兄弟侄子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部队并从事抗日工作，齐子修部拆毁了他家的几十间房子，并将他的叔父绑架去，进行敲诈勒索。这更加坚定了他对敌斗争的意志。

1941年初，解占柏调鲁西军区武装部任科长，同年3月任茌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茌（平）南、茌（平）北小块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当时，茌平县有日伪军据点60多个，常驻的日伪军有1万多人，另驻有顽军齐子修部大批队伍。1941年7月5日至7日，解占柏指挥茌平县大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下辖的两个团攻克茌平城南齐子修部小马庄、大吴庄据点，迫使其在茌南的20多个据点撤兵。茌平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即发动第二、第三区的党政干部和群众彻底平毁顽军圩寨据点，以防其卷土重来。7月26日，解占柏带两名警卫员骑马前往茌（平）南的前姜庄联系组织群众破土围子事宜，不料伪军已悄悄占领该村，只许人进不许人出。解占柏一进入前姜庄，就被伪军包围起来。解占柏一面痛骂汉奸卖国求荣的可耻罪行，一面举枪向敌人射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

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凤凰集村还成立了以张振山为区游击队长、解长厚为区长、张立廷为乡长的抗日组织，本村120余人参加了该游击组织。日军为消灭革命力量，于1938—1945年十多次对凤凰集村进行“围剿”“扫荡”。

1945年1月3日（农历1944年十一月二十）拂晓，驻堂邑城内的日伪军约200多人在日军司令坂本率领下包围了凤凰集村，他们荷枪实弹进村后，见到可疑的人就抓，共抓到40多人。他们把抓来的人赶到两面靠墙、一面靠胡同的小场院里，用3挺机枪和1门小炮对着手无寸铁的群众，随后逼问谁是自卫队员家属，在问到张广太时，他没有回答，日军就开枪打烂了张广太的头。群众怒不可遏，大喊起来。日伪军气急败坏，命令群众蹲围在一起，向他们乱刺乱打，群众张广友被砍伤，张立荣被踩伤，许金堂被刺刀一刀刺穿。解树海抓住了敌人的刺刀，任玉娥抓住了敌人的枪杆，可是都没有阻挡住敌人的暴行。张东山被敌人用刺刀刺得肠穿肚烂，当场身亡。随后日伪军又放火焚烧民房，抢劫财物，用一辆大车载走抢夺的被服物资。

敌人此次疯狂“扫荡”，有6位村民（石振公、解树祥、张广太、张东山、张二狗、张秀峰）遇难，30多人受伤、其中14人重伤（张广友、解树海、张广才、张以忠、张以普、张以为、张立荣、解树山、张立友、许金堂、解安义、解汉章、谢法思和道口铺街道双庙村的长工任玉娥），50多人被日军抓走，村里100多间房屋被毁，200多头大牲口被杀掠。但是，没有一个八路军伤员被捕，没有一名八路军家属暴露。

老人们说，那个时候，小孩子都知道，谁家住着伤病员，谁家出过八路军，可是没有一个孩子是害怕的，他们都以此为荣。

1945年底，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聊博战役，凤凰集村被定为野战军临时后方医院。村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小孩子也成了护士的得力帮手，战斗中负伤的官兵被群众抬送到这里救治疗养。村里88岁的解树菊老人还记得这样一幕：一位十几岁的小战士腿部严重受伤，需要立刻截肢，当时麻药和消炎药全部用完了，战士只能忍痛进行手术。小战士双手扣着床边，指甲都扣出了血，嘴唇都咬破了，可他一声也没吭。遗憾的是，尽管医护人员和乡亲们后来悉心照料，也没能挽回他年轻的生命。埋葬小战士那天，解树菊和伙伴们来到墓地，因为大人不让靠近，他们就远远的看着流泪。等大人们走后，他们来到小战士坟前，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据初步统计，聊博战役期间，在运送途中或抢救无效牺牲的战士有500多人，年龄最小的才十几岁，均被葬在凤凰集村野战医院北面的大片空地内。由于时间仓促，每座坟头旁边只埋置了木板或石块，上书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后来木板、石块逐渐遗失，他们就成为无名烈士。1948年，筑先县（今东昌府区）政府对墓地进行平整，建设了凤凰集烈士陵园，竖立了纪念碑，但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其后，陆续有200多位烈士的遗骨被亲属移走。1988年12月，在凤凰集生活与战斗过的先辈们捐资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纪念碑。2000年，东昌府区闫寺镇政府出资重建这里的大门和围墙，栽上大批树木，2008年又出资为204名无名烈士立碑，硬化了园内道路。2013年5月，凤凰集烈士陵园更名为东昌府区烈士陵园，东昌府区的零散烈士墓也被迁移到这里。近年来，东昌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先后投资100多万元对陵园进行了修复，把聂子政、宋占一两位烈士的遗骨迁到这里安葬，对赵以政、荣连超、黄儒汉等烈士的墓地进行了修缮。

在凤凰集村，很多村民既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又是革命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承者；屋前屋后的各种老物件，既是村民平日生活的一部分，又是历史的见证……所有这些，如印记一般烙在他们的生命里。

（宣传教育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