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时，曾关切地询问：“你们那里在抗战期间是有一大片‘无人区’吗？”听了司洛路介绍后，毛泽东主席再三嘱咐：“你回去以后，向那个地区的群众讲，就说我很惦念他们！”

一

毛泽东主席惦念的“无人区”，位于鲁西北平原的聊城。这里土地肥沃，地域广袤。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进了华北大地。同年10月，日军侵入鲁西北。鲁西北民众奋起抗击，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去。

抗日战争进入1941年，整个华北地区出现大旱，鲁西北地区的旱情特别严重，由于天旱无雨，小麦未能及时播种，已下种的小麦有的未能出土，缺苗、断垅较为普遍。已出土的多是一些小苗、弱苗，长势极差。入冬后又未降雪，严重影响小麦生长，粮食收成减少。1942年华北地区又是持续大旱，上半年鲁西北几乎滴雨未落，河渠干涸，大地龟裂，燥烈的旱风吹过，大平原上爆起蔽日的尘土，幼嫩的禾苗刚出地面，就被太阳烤焦。未到秋收季节，田野里就已经变成了一片枯黄，庄稼没有结籽就早早地枯死了。这年秋季，除了个别低洼地带的南瓜、高粱有一点点收成外，晚秋作物全部绝产。据调查，尚属土质和水利条件较好的莘县天齐庙村，1941年每亩地能收170斤粮食，而到了1942年每亩只收了40斤。这一年大部分地区没能种上小麦，个别勉强种上的地块也没长出苗来。1943年上半年，旱情尚未结束，又发生了蝗灾毁坏庄稼。一场亘古未遇的特大灾难开始向人民袭来。

1943年8月下旬，连续几年大旱的鲁西北地区突然普降大雨，且连绵不断，卫河水迅猛上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关东军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朗趁机下令发起细菌战。日军分三处将卫河掘开口子，受害地区多达30余县，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房倒屋塌，人畜漂没。日军航空兵、步兵、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北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细菌，使鲁西北爆发了传染力极强、死亡率很高的流行性霍乱。两个多月死亡20多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无家不带孝，村村有哭声”。 实施细菌战的日军，从9月中旬到10月下旬对疫区进行了三次“讨伐”，致使霍乱菌在鲁西北广大地区及冀南部分县广泛猛烈地蔓延，中国无辜的人民群众死亡惨重。同时，日军还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在鲁西北地区公路两侧挖掘深数米、宽数丈的封锁沟，安设了据点、碉堡，以破坏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盘踞该地区的国民党顽杂武装和伪军齐子修、吴连杰、冯寿鹏、栾省三、周致中、刘中浮等部数万人和日军勾结，向抗日军民进攻。在人民群众生活已经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横征暴敛，到处烧杀抢掠，看到谁家的烟筒冒烟，便去抢掠，看到谁家耕地，便去抢耕牛和种子。实在没东西可抢，便去摘门窗。仅齐子修部在该地区就危害及300余村，张柳邵村原有101户人家，齐匪烧杀三天之后，仅剩30户，而且家家关门不能外出生产；高庄堡村原有200多户人家，经齐匪烧杀后，仅剩与该部有亲友的三家；王羡村被烧杀摧残至死1200余人。

二

在天灾和敌祸的逼迫下，鲁西北人民群众陷入了灭顶之灾。侥幸活下来的人为了填饱肚子，只能以草籽、棉籽、树皮等充饥，后来，这些东西也吃光了，群众便开始了毫无目的地大逃亡。有的去河南、闯关外，有的从这村逃那庄，从这城奔那城，人人都挣扎在饥饿和霍乱瘟疫的死亡线上。据统计，聊城逃荒者达64%。多数老弱妇孺沦为乞丐，四处乞讨。农户纷纷破产，几乎家家都变卖了田地、耕畜、家产。此时粮食贵得惊人，一亩地仅能换回三升高粱或几个窝窝头。许多人为了活命，忍痛卖掉妻子、儿女，把未成年的女孩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甚至自卖自身。堂邑县（现属聊城市东昌府区）双庙村的范庆山，因无力养活自己的老娘，又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她饿死，就把她卖给寿张县（现属阳谷县）一户人家；吕庄的高玉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妻子卖给了别人。

霍乱瘟疫和饥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蔓延。许多人活活饿死在家里、路旁、地头。一些拖儿带女的人因饿得走不动了，只好忍痛将自己的儿女丢弃，有的人甚至趁孩子睡觉未醒时偷偷离开。在临清魏湾集上，灾民见人家吃花生，立即伸出两手去接花生皮来充饥。一个六七十岁骨瘦如柴的老大爷牵着一头山羊到魏湾集去卖，正在成交付钱时，老大爷突然悲切地哭起来，买羊的人不明原因，便说：“你不愿卖不要紧，为什么要哭呢？”老大爷悲伤的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终于哽咽着对买羊人说：“我是念这只山羊救了我的命啊！它曾生下两只小羊都让我给吃了，白天我和它藏在屋里，不敢出门，怕被鬼子、土匪抢去，断了我的生路，晚上才牵出来偷偷放羊，我每天挤点它的奶吃，这才过了生死关，要不是它，我早就饿死了，今天它要离开我，我怎么不心疼呢？”。堂邑县王家村的王孝先，原来家中有7口人，上有年迈体弱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不忍心扔掉老人和孩子，于是拼着年轻力壮的身体，到处采集野菜、草籽和树皮来养活一家人。然而没有几天的工夫，父母、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孩子相继死去。袁菜庄的杨尚河是“圣贤道”会道门头子，可“圣贤”并没有将会他如何面对饥饿，他靠吃麻雀、剌猬、草籽维持生命，后来实在没有力气去找东西吃了，死在自家的炕上。这个村还有二三十人，因为饿得无法忍受，先后上吊自杀。

“无人区”形成的开初，死人还有人去埋，以后死的人就无人去埋了。任其尸体烂在那里，臭得人喘不过气来。长尾巴蛆有一寸多长，爬得院中和街上到处都是。荒草长的一人多高，野兔就在屋子里生小兔。有的村百十户人家，最后只剩下十来个人，甚至有的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屋中、村内、路旁到处都是死尸。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桑阿镇附近的大花园头村，原有90多户，400多口人，其中逃亡的有80多人，12人被伪军齐子修部抓了壮丁，6人服苦役折磨而死，32名青年妇女改嫁他乡，6个不满14岁的女孩子被父母卖掉，14个吃奶的婴儿被遗弃，64人病饿而死，12户人家死绝。杜庄原有186人，霍乱瘟疫过后，只活下来18人。堂邑西茉莉营村，原有195户，943人，牲畜102头，房屋1200间，其中病饿死212人，被日、伪军抓去失踪284人，被敌人打死11人，外逃460人，死绝14户，被烧毁房子935间，牲畜全部被抢光，全村仅剩下老弱病残12人，藏在家里，靠吃树皮、树叶活命，有时偷吃死人。86岁的齐钦老人回忆说：“当时我在冠县县大队，部队傍晚行军到茉莉营村，推开门炕上都是一堆堆白骨，找了几家才发现一个小孩，靠吃树叶活着。”“一伙伪军看到一家冒炊烟，闻到了香味，就去抢，掀开锅一看是煮的人肉。”“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们部队准备在桑阿镇伏击伪军。看到一背包袱老人走来，我连忙让通讯员把老人扶到附近的土地庙。下午1点战斗结束后，庙里传来哭声，老汉已死亡，是老人的女儿在老人身边哭，包袱里全是树叶。”“我家6口人，我的伯父齐保太病死，除我在部队外，都去黄河南逃荒了。”

据统计，仅冠县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自然村，就死亡11000人，桑阿镇一带的63个自然村死亡21000多人，堂邑县、聊堂县（现属聊城市东昌府区）共死亡60000多人。一个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临清、清平、博平、聊堂等县骇人听闻的“无人区”，就这样形成了。

在以桑阿镇、辛集、堂邑南部为中心的茫茫原野上，一人多高的蒿草在寒风中瑟瑟抖动，狐狸、獾子等动物在无人行走的荒原上踏出条条路径。往日合家团聚的清贫村庄，眼前都已变成了破败不堪的残垣断壁，一座座没有门窗、没有生活用具的房屋废墟的土炕里，住满了老鼠、野兔等小动物，屋子里，院子里，道路边，到处都是横躺竖卧着的被野兽啃光了身上肉的人骨架，呈现出一幅人类悲惨世界的景象。

三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与民同命的鲁西北共产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竭尽全力抗敌救灾。中共鲁西北地委积极领导分散活动的小分队大胆深入敌后，配合主力打击敌人。经过清水、刘屯、汤村、二十里铺、田寨等战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抗日政权逐步恢复和建立。日军和齐子修等部也因遭受打击和无粮可抢大部撤走。

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队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下，在桑阿镇、贾镇、烟庄一带重灾区开荒生产，规定生产粮食三个月自给，疏菜全年自给，一切办公经费及服装等完全自己解决。

党组织派出几十个救灾工作队，千方百计筹集粮食，赈济灾民，并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展开“一把米、一升糠运动”，提出了“根据地是一家人，快快救济受难的同胞”，“一两米能救活一个人，一斗糠穷不了一个家”等口号，各部队和机关团体，纷纷响应“一把米”的号召，取消了夜餐费助赈；每人每日节约1两米（后改为2两）捐助灾民 。

鲁西北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战胜灾荒，促进生产运动的政策和措施。

（一）回赎土地、亲人。大灾荒中，广大贫苦农民典卖土地求生者甚多，但土地典卖价格却寥寥（有的几个窝窝即可换地1亩）；买卖人口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不少群众失去了妻子、儿女。1944年11月，鲁西北专员公署规定：凡地主、富农、汉奸所买农民的土地，汉奸所买地主、富农的土地，准许全部赎回；因债务关系而转买之土地也要赎。在灾荒中失去的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广大农民手里。仅冠县班庄农民从宋庄一户地主手里就赎回2000多亩土地。关于赎人，规定凡因灾荒卖掉亲人者，买卖关系无效，可按原价把人赎回。堂邑县双庙村的范庆山，拿着抗日政府开的介绍信，从寿张县赎回了在灾荒中卖掉的老娘和弟弟，自己也参加了革命队伍。武训县（现属冠县）对辛集一带重灾区发放20万斤回地赎人贷粮。被迫卖掉土地和亲人的群众，看到党和政府的这些决定，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高呼“共产党是再生爹娘”。

（二）与民休养生息。为尽快战胜灾荒，鲁西北地委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如：招抚大批流亡人口回故土生产，对其中无力生产者，贷给种子、农具及生活粮。对无地种者，政府帮助解决土地，并规定租种公地只交租不交公粮，种逃亡地主及政府没收汉奸之土地，只交公粮不交租；将汉奸之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及烈军属，大力赈济鳏寡孤独。制定了优抚战勤条令，严禁滥用民力，规定除非参战外，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农忙季节一律不得用差，军队用差必须经旅以上政治机关和专署批准；民兵由脱离生产改为劳武结合。这些政策首先在辛集等13个村试点，然后在灾区普遍展开，贯彻实施的结果，使群众负担减轻，抗灾能力增强。

（三）移民垦荒生产。面临灾区劳动力极度缺乏，大片土地荒芜等情况，鲁西北地委、专署从1944年秋开始，除要求党、政、军机关到灾区开荒生产外，还统一组织各轻灾区群众到重灾区开荒，并号召共产党员和干部带头，规定移民可在灾区安家，也可短期开荒生产。在灾区安家者，除享受当地居民同样的政治、经济待遇外，另有政府解决房屋、种子等问题，贷给一定数量的农具，每人给予50斤生活粮，抗属再适当增加；若租种地主土地，租期三年，九一分成，并免除负担粮二年。这项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批群众到灾区安家生产。莘县大王寨村王银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家5口人到桑阿镇附近的大花园头村安家落户，种地30亩，取得了好收成。

（四）推行劳模吴满有路线。陕甘宁边区有一劳模叫吴满有，善于经营和生产，通过劳动致富，拥护抗日政府。鲁西北地委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劳动模范吴满有的事迹，号召用榜样的办法增加生产，实行以生产粮食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大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和评模范活动，户评劳动模范，村评劳动英雄，对劳动英雄奖励种子和耕牛等。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这时的鲁西北，尽管聊城、堂邑、冠县、莘县、临清城内和冠堂公路上有日伪军的骚扰，敌我兵力是4 ：1，“扫荡”不断，但由于党、政、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昔日恐怖荒凉的“无人区”，渐渐露出了一丝丝生机，开始成为抗日反攻的重要基地。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事件》

（研究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