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日军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冀鲁豫区和鲁西区两抗日根据地形势更加紧张。为了统一开展对敌斗争，长期坚持两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批准两区合并。7月1日，北方局直属的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简称冀鲁豫区党委）与北方局山东分局所属的鲁西区委员会，在观城县（今废，属莘县）红庙村，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党委，隶属于北方局。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交流原两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检查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出了坚持冀鲁豫区抗日根据地的新部署。7日，新的冀鲁豫军区正式成立，原两军区所属主力部队统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9月初，新的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选举产生。边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组成新的军政党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的抗日斗争：一方面领导边区军民艰苦地进行对敌斗争，反击日军的“扫荡”、“蚕食”、封锁和伪军、顽军、会道门武装的进犯、侵扰；一方面逐步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于1941年12月和翌年8月两次进行精兵简政，使全区形势有所缓和。

1941年和1942年，冀鲁豫边区连遭大旱和蝗灾，农业严重歉收，造成严重经济困难。1942年秋冬，日、伪军又对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地区和湖（微山湖）西地区发动轮番“扫荡”。敌祸天灾，加之根据地建设错失时机， 根据地面积1941年底比1940年缩小1/3，1942年6月又比1941年底缩小1/5。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空前困难时期。

为扭转冀鲁豫边区的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多次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1942年6月30日，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要求全党全军反对麻痹，对敌之进攻提高警惕性；反对空谈，立即进入备战状态；适合新情况之需要，迅速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必须及时防止、坚决克服仓皇失措、悲观失望情绪，利用边区的工作基础以及边区群众对党和八路军政治上的信赖，在将来更严重的形势中，坚持边区工作；坚持边区工作的基本条件，在于发动群众与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基本原则，则在于把群众日常利益与革命要求联系起来。《指示》提出了在基本区、接敌区、敌人统治较弱的敌占区等不同地区发动群众的基本步骤，强调“必须使全党全军了解，发动群众乃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乃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只有更进一步依靠群众力量，才能克服边区目前存在的严重危险。”《指示》要求，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党必须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正规军必须坚决分散活动；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应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及时改变；各级领导机关要缩编、合署办公，达到领导上的一元化；抽出优秀干部充实下级领导，尤其须加强县一级的领导；党的组织要预先做好严重时期转入地下，利于指导工作之准备；公安工作应大大加强；全部工作均应联系对敌斗争。同月，北方局机关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机关全并后，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等，带领野战政治部巡视团，检查指导了冀鲁豫边区的工作。

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由山东返延安途中，经湖西、鲁西南地区，到达冀鲁豫边区的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他在沿途了解了各地情况，又听取了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他在指示中充分肯定了边区工作的成绩，同时对边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不够的状况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没有群众工作就没有根据地，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基本群众；灾荒严重要搞好生产救灾工作；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他还详尽地介绍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经验，要求边区各级领导必须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刘少奇的指示为转变边区工作方针指明了方向。

10月16日，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以个人名义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北方局、胡服（即刘少奇），汇报了冀鲁豫边区的情况特别是组织机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边区执行中共中央9月1日作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建议。

在此前后，北方局讨论了冀鲁豫边区的工作，决定水东区（新黄河以东之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未与华中打通联系前，划归冀鲁豫边区领导。中共冀中区委员会书记黄敬参加了讨论。10月20日，北方局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指示》。《指示》首先评估了冀鲁豫边区情势及过去工作，指出了根据地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充分肯定了成绩。接着就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主要是以后半年工作的重点、发动群众、改造村区政权、健全财经建设工作、整顿党风巩固党、健全加强武装工作等问题分别作了指示。《指示》分别指出了对敌、伪、顽、匪、会道门斗争的策略原则， 强调“中心在于拆散敌、伪、顽、匪、会门的联合，使之孤立或瓦解及争取为我掌握。总的原则是要作长期斗争打算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北方局指示，山东分局领导的湖西区即刻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与指挥，黄敬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调北方局另行分配工作。黄敬当面听取了北方局的指示，不久即来到冀鲁豫边区，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从山东分局所在地出发、代表分局去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12月初途经冀鲁豫区党委驻地时，与黄敬、杨得志（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苏振华和崔田民（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汇报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讨论边区组织问题，提出的关于地区划分、部队配备原则、军分区各级干部配备和彻底精兵简政的意见，请求批准。

在两次精兵简政和开始整风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准备， 1942年12月上旬，在黄敬主持下，冀鲁豫区党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地委联席会议）。为防止敌人破坏，会议先后在区党委驻地观城县红庙村、耿王村召开。会上，黄敬传达了北方局指示，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指示精神，结合实地调查的情况，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苏振华作了《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黄敬的报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边区情况及过去工作的估计”，首先立足于边区处于“接合部”的特点，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辩证地分析了区情，认为边区的敌情和华北其他平原抗日根据地相比，还不算十分严重，但正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且愈接近反攻阶段，环境将愈残酷；边区受到的伪军、会道门、土匪及顽军的威胁，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更微妙、更复杂；边区还可能争取短促时期进行建设工作，以充实与巩固坚持斗争的基础。接着，从四个方面尖锐地指出了边区根据地建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充分肯定了过去艰苦斗争取得的主要成绩：建设了相当大的党，建立了抗日政权及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在斗争中锻炼了大批忠实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干部，各级干部亦有不少经验，并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不满足现状，力求各种工作做好，特别是发动群众，取得基本群众的优势和正确地执行各种斗争策略，就能坚持到最后胜利”。

第二部分“当前的紧急任务”，部署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当前的基本方针。传达了北方局对冀鲁豫边区的指示：“抓紧目前短促时机，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的工作，拆散伪、顽、会、匪与敌人的联合，尽可能缓和其对我们的关系，以便集中对敌，坚持边区的斗争，保存与积蓄力量，为反攻与建国完成一切应有的准备。” （二）群众工作。指出实现创造与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环节，必须及时地掌握这些环节，以免错过时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环节应转为发动群众。只有把群众从为切身利益的斗争逐步地提高到民主斗争与抗日斗争上来，才能由下而上地彻底改造政权，实行彻底的民主，才有可能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也只有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党；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一切建设都谈不到。必须接近群众，了解群众，从群众各个不同的切身的低级的琐细的问题出发，慢慢地把各个不同的要求引导到共同的要求上来，引导他们来进行斗争，逐步提高他们的觉悟，把他们团结坚定起来，一直到参加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轻视群众，没有群众观念是共产党员忘本的行为。对此，都应该很好地检查一下。发动群众的口号、内容、形式，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定。在基本区，口号应以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反对贪污、清查黑地、改造村政权为主，斗争形式是以公开的、合法的形式为主，组织形式首先以农会为主，然后进行工、青、妇等工作；在接敌区、边缘区，主要是团结对敌，减轻群众的损失，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时须以公开的抗日斗争为主，有时则以两面政策配合以武装斗争；在敌占区，主要是以减轻对敌负担为主，斗争形式以两面政策为主。接着，黄敬着重讲了在基本区发动群众应注意的问题，指出了群众运动中违反民主精神的四种表现形式，分析了发生不民主现象的原因，强调要切实发扬民主，反对包办代替。（三）坚决改造区村政权及初步的财经建设。提出了民主建设的三阶段：在推选的基础上建立上层政权，委派民选民意机关；从经济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创造新的抗日公民；进行自下而上的彻底改造，平等地、普遍地选举各级政权及一切民意机关，彻底进行民主精神的教育，转变干部作风。指出要严格整理财经制度，厉行节约：降低高级干部生活水平；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决定，整理粮食制度，清查黑地，消灭贪污，调整金融。（四）武装工作。他提出：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加强地方武装；健全加强军区、军分区的工作；力求克服机关庞大，实行小团制、小连制，建设政治委员；确定安全区非战斗人员与战斗人员的比例是1：4，营以上的机关包括学校等与连以下人员的比例是1∶3；在平原地区实行分散的隐蔽的游击战争，反对集中地打运动战，反对分兵把口、不深入敌占区活动。部队的活动，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要适合于边区不同地区的客观环境：以小部队到敌占区活动，使敌占区变为接敌区；对有大块根据地作依托的地区，要针对敌、伪的严重威胁，区分对象，采取不同的反“蚕食”办法。在军事上，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分区；实行小团大连制，取消营的编制，以便于分散游击，更分散的地方实行小团小连制，取消排，连直接掌握班，必要时甚至以班为单位活动，以便于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争；编几个坚固的团，在人员、装备上更为精干，必要时用于机动作战，平时仍负坚持地方的任务；为加强地方武装，要实行精编。（五）对敌、伪、顽、会、匪的策略。应以坚持长期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为出发点，对敌人，总的方针是争取相持；对伪军，主要从政治上瓦解；对顽军，必须更加细致、慎重地区分对象，具体对待；对土匪，在抗日根据地内要肃清其行为，安定社会秩序，对敌占区与接敌区的土匪，应秘密与之联络，说服他们抢敌人，不抢老百姓；对会道门，在根据地内要明令禁止，揭破其欺骗性、不合法性和敌人对它的阴谋利用，在敌占区内则要争取与团结之。

苏振华的报告共分三部分：（一）提出建设小部队的根据。（二）在统一战略方针原则下各种武装组织原则及具体分工。（三）建设小部队的几个基本问题。

参加会议的人员围绕这两个报告特别是黄敬的报告，进行了数日认真热烈的讨论，对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策略深表赞成，从而提高了认识水平，统一了思想，坚定了扭转边区困难局势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进行期间，冀鲁豫区党委于12月16日致电北方局，汇报了前电关于军分区划分、兵力部署、部队编制意见的理由，提出了区党委常委、执委名单，提议张霖之留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并提出了调整配备几个地委干部的意见，请北方局批示。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会议作出了实现边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即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决定。（一）为实行边区党的统一领导，撤销各部队中的军政委员会，由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二）调整区党委、军区、行署的领导班子。建立区党委常委会，黄敬、张霖之、张玺、苏振华、崔田民、信锡华等6人为常务委员，董君毅（即段君毅）、张承先、刘耀先（即刘晏春）、杨得志、阎揆要等5人为执行委员。黄敬任区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张霖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耀先任民运部、社会部部长。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晁哲甫任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任副主任。（三）调整区党委所属的地委。将第一（泰西）、第四（运东）地委合并为第一（泰运）地委；撤销第八（昆张）地委，所属县委划归第二（运西）地委领导；第三（鲁西北）地委仍为第三地委；第五（直南）、第六（豫北）地委合并为第四（直南豫北）地委；第七（鲁西南）地委改为第五地委；由山东分局划来的湖西地委改称第六地委。同时，加强地委一级的领导，张玺任第四地委书记，董君毅任第二地委书记，张承先任第五地委书记。（四）实行正规军地方化，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区建制。同时，对各军分区进行调整：原第一（泰西）、第四（运东）军分区合编为第一（泰运）军分区；原第二（运西）、第八（昆张）军分区、教导第三旅合编为第二（运西）军分区；原第三（鲁西北）军分区、回民支队合编为第三军分区，保留回民支队原建制、番号；原第五（直南）、第六（豫北）军分区、南进支队合编为第四（直南豫北）军分区，保留南进支队番号；原第七军分区（鲁西南）、教导第七旅合编为第五军分区；原湖西军分区、教导第四旅合编为第六军分区；水东另成立独立游击区。（五）彻底精兵简政。（1）军区直属机关和区党委机关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总人数缩减为160人；行署机关为一个伙食单位，人数缩减为60人；留3个战斗连（不超过700人）作为边区各领导机关的警卫部队；边区领导机关直属队总人数由3200余人减为700余人。（2）各军分区直属机关与地委机关合并为1个伙食单位，连同警卫、侦察部队，总人数不超过400人；军分区成立后勤机关，按供给工作需要，部队大小，伤病员多少来确定人数，但均不超过600人；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取消科一级。（3）干部减少乘马，减少勤务员。（4）裁减的干部，除少数受训外，其余部队干部主要加强区、县武装，地方干部加强群众团体、政府财经部门和对敌工作部门。（参见《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第299-300页）会议于20日前后结束。

这次会议，标志着冀鲁豫边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是边区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贯彻会议精神，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坚持、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事件》

（研究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