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聊城位于黄河下游，是黄河冲积孕育出的城市，位于京杭大运河北段，是会通河穿越滋养出的城市。当下，聊城还是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城市，是长江水穿黄而过的南水北调枢纽城市。聊城市准确把握本地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提出着力打造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两河明珠”城市。为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者以方志文献为基础，深入挖掘聊城的“两河”文化；并在对旧志的挖掘利用中，深刻意识到普及旧志、学习旧志对当下的方志馆建设、文化宣传，尤其是三轮修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方志文献 旧志利用 两河明珠 三轮修志

聊城位于黄河下游，是黄河冲积孕育出的城市，位于京杭大运河北段，是会通河穿越滋养出的城市。当下，聊城还是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城市，是长江水穿黄而过的南水北调枢纽城市，黄运交汇、两河相约。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时刻和山东奋力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关键节点上，聊城市准确把握本地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提出了着力打造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两河明珠”城市。聊城有着丰富优秀的方志文献资源，深入挖掘方志文献中的“两河明珠”水文化，有助于详尽展示辉煌灿烂的聊城历史，也有助于丰富“两河明珠”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因此，笔者首先从数量繁多、部头庞大、资料芜杂的旧志中筛选出质量上乘的精品，再从旧志纲目中找出蕴藏着的“两河”的资料，通过对资料进行整理甄别分析，最后投入到服务当前的工作中。在整个探寻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旧志对今天的方志馆建设、文化宣传和三轮修志等工作的借鉴意义，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加强旧志普及和旧志学习的重要性。

一、聊城方志概述

史书重在记述历史过程及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方志重在记述某一行政或地理区域内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自然地理状况。[①]方志文献同历史文献一样，都是我国古籍文献中的较大种类。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传世方志约有八千余种，十万余卷，约占我国传世典籍的十分之一。来新夏在《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中提出：这八千余种方志也肯定不是现存方志的全部，估计现存方志总量当在一万左右。[②]宋代及以前的地方志保留至今的甚少，明清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编纂方志，因此，方志数量急剧增多，体例逐渐完善成熟，方志真正成为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

齐鲁历来是文化之邦，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数量极其丰富，约有679种、843个版本。聊城一直都是方志大市，传世方志约有76种，102个版本。[③]目前，存世的府志有3部，州志有9部，县志有51部，乡土志11部，镇志1部（清《张秋志》），村志1部（清《苫羊山志》）。这些志书存录了大量聊城本地的基础数据和原始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想要深入挖掘聊城的“两河明珠”文化，肯定离不开方志这个宝库。现以纂修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嘉庆十三年（1808）的3部《东昌府志》为考察对象，探寻聊城的“两河”文化。

二、明清《东昌府志》简介

传世的《东昌府志》共有3部，均为明清时期编修。

一是明万历二十八年《东昌府志》。该志由知府王命爵修、聊城本地人王汝训纂。王汝训，东昌府区沙镇人，自幼聪慧、被称为“神童”，20岁中举人，21岁中进士，随即被委任为大名县知县，很快又被调到京城六部任职。他性格清介、嫉恶如仇，在副都御史任上，因强除豪右获罪，革职居家十余年，期间编纂了《东昌府志》。这是聊城现存最早的一部市级志书，22卷，40余万字。这部志书采用纲目体，分为图考、地理志、建置志、帝迹志、封爵志、职官志、选举志、学校志、祀典志、田赋志、户役志、兵戎志、河渠志、驿传志、古迹志、灾祥志、名宦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共20个门类。门类齐全，资料有地方特色，有较高历史价值。

二是清乾隆四十二年《东昌府志》。该志由东昌知府胡德琳邀请济南名士周永年修纂。胡德琳，广西人，进士，曾在山东多地担任知县、知州、知府，多次邀请周永年编纂地方志，《东昌府志》是其中比较成熟的一部。周永年，济南人，酷爱读书藏书，受胡德琳之邀，先后主持编纂过济阳、历城、济宁、东昌等多部志书。

该志卷前有序2篇，凡例14则，图考等。正编分为总纪、地域、山水、户赋、建置、古迹、经籍、金行、封建、职官、选举、宦迹、列传、遗文、遗诗、杂缀共16门，70目，50卷、首1卷，约百万字。体例颇为完备、资料极大丰赡、考据相当严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该志道“体制既备，叙述亦详，诚地志中之佳构”。在该志中，周永年充分发挥自己读书多、藏书多的优势，遍繁相关文献，对《东昌府志》内容逐一进行了扩容、考订，增强了志书的资料性和可信性。

三是清嘉庆十三年《东昌府志》。该志由东昌知府张官五、嵩山总裁，东昌府聊城县教谕谢香开、进士东昌府教授陈可经、聊城县训导张熙先纂。该志有卷首3卷，正编分为舆地、建置、食货、秩祀、学校、职官、名宦、选举、列传、经籍、金石、古迹、物产、艺文、异闻、志余16门，51目，分50卷，90万字。

三、涉“两河”的州县镇村志

聊城地处黄河下游，境内全部县（市、区）都属于黄河流域，自古以来黄河下游较大的决口改道大多波及聊城。现存史籍中记述的黄河泛滥，多次淹没到聊城的观城、朝城、莘县、冠县、临清、高唐、阳谷、聊城、博平、堂邑、清平等县，多次冲溃金堤、北金堤、古堤等，多次占道漯川、屯氏河、鸣犊河、马颊河、济水、卫河、漳河等境内外河渠。如今的冠县、莘县、临清等境内均留存有黄河故道。因此，境内现存所有府、州、县、镇、村志均与黄河相关。

会通河开通以后，京杭大运河正式穿聊而过。明代运河主要流经东昌府属聊城、堂邑、博平、茌平、临清州，兖州府属东阿、阳谷、寿张；清代运河主要流经东昌府属清平、聊城、堂邑、博平，泰安府属东阿，临清直隶州，兖州府属阳谷、寿张。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曾说：“大运河所通过的各府、县，所修方志对于运河或漕运记载总是特别详细。”[④]在聊城现存的《东昌府志》《聊城县志》《堂邑县志》《博平县志》《茌平县志》《临清州志》《东阿县志》《阳谷县志》《寿张县志》中，运河资料比比皆是。

除此之外，聊城还有一部清代镇志——《张秋志》，这部镇志“至若河渠要害、闾阎疾苦，又一篇之中三致意”，不仅是张秋的镇志，更是一部“两河要害之书”。[⑤]聊城还有一部清代村志——《苫羊山志》，苫羊山村位于东阿县南部，南靠黄河，西临古运河。它分为12个门类，山水为其中之一，详细记述了大清河、会通河、盐渠等相关内容，是一部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的村志。《张秋志》和《苫羊山志》堪称聊城方志界的“两河名志”！

另外，运河和黄河关系密不可分，每一次黄河改道、决口、泛滥都很可能影响到运河的畅通，明孝宗曾在命刘大夏治理张秋决河的敕书中提到：“古之治河，只是除民害，今之治河，乃是恐妨运道。”[⑥]治理黄河即是保运河畅通，想让运河畅通，就必须同时治理黄河，在沿黄、沿运的任意一个府州县志中都能找到与黄河和运河同时相关的资料。再加上，受运河商业文明辐射范围广的影响，境内几乎全部州、县、镇、村志均是与“两河”相关的文献，其中常常会有或黄河或运河的缩影。

四、涉“两河”的方志门类

方志因横排门类、门类齐全，而号称“百科全书”。志书中与“两河”相关的门类较多，一般有：图、地理、山水、职官、祀典、河渠、名宦、人物、宦迹、列传、艺文等等。这些纲目的具体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一是图。府州县总图或其他图中可以直观展示境内河流的相对位置和走向，尤其是很多图中会明确标准某些河流的故道、古堤，还会标注出河上的月河、闸、桥等。不同朝代的河流名称变化较大，但是位置相对不变，这是考辨河流的重要途径，也有助于理解志书中利用河流位置进行相关记述的内容。

二是地理或方域卷。该卷一般设有山川、山水、川泽、河渎、漕渠等条目，会记述境内所有河流、漕渠、泊泽、泉井等，包括位置、流经、演变、别名等等。有的志书也会同时记述河上的闸座、桥梁、浅铺、堤坝等。

三是河渠。在沿运河的府州县志中有的特设河渠篇，专门记述运河内容。包括名称的演变、通行、停运、流经，有的兼述刘大夏、宋礼等人的治河事迹，或者引《运河备览》专门记述张秋段运河的问题。

四是交通。民国后编修的志书中，一般都设有交通篇，其中对津梁、舟车、河运进行详细记述。

五是职官。方志的职官篇中介绍了当地的官员职务及曾任官员姓名、基本情况。随后，还会有宦迹篇，专门介绍部分官员的功德或作为。运河沿岸府州县志书中，还记述了许多设置在境内的中央部门的分支机构，以及在沿运地区专设的闸官等。

六是其他延伸类别。比如经济部类会有关于市井街巷商业兴盛的记述、会有专门的“大漕”等税收记述；文化部分还会有关于黄运的奏折、碑文、诗词歌赋等；祀典部分也会有相关的因运河而产生的信仰、祭祀现象；风俗更是因运河而产生了部分记述的变化，这在运河区域志书和非运河区域的志书中对比比较鲜明。

五、两部府志存录“两河”内容的对比

“东昌俗称为‘无山郡’，其所谓山，大率皆土阜稍隆隆耳。”[⑦]然而，聊城却富有“水”，三面环水，境内河流众多，城市名称的由来即是因境内的一条聊河。[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黄河始终是聊城人民的母亲河。卫河和黄河（含支流金堤河）以西南—东北走向分别成为聊城西北和东南的界河，将聊城镶嵌起来。马颊河和徒骇河也呈西南—东北走向平行贯穿整个聊城。4条河流将聊城平均分为3幅长条状地带，而京杭大运河则以东南—西北走向穿聊城而过，沟通了徒骇河、马颊河和卫河，形成一张水系网。聊城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深受以上水系网的影响，这些内容在方志中俯拾皆是。聊城共有3部府志，因嘉庆府志基本承袭了乾隆府志的内容，因此我们仅以明万历和清乾隆两部《东昌府志》为例，分别进行搜集梳理，通过对结果的比较，感受佳志的魅力特征。

（一）明万历《东昌府志》

万历二十八年《东昌府志》共22卷，其中涉“两河”和“水”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卷一《图考》、卷二《地理志》、卷十四《河渠志》，另外在古迹志、灾祥志、名宦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中也略有记述。

卷一《图考》的序言中明确提出：“府连十余城，环带两河，控南北而都其中，如列屏然。”在《府总图》中，清晰标注出卫河、运河和七里河，其中运河上的周家店闸、李海务闸、减水闸、通济桥均被明确标注出，运河上的月河也清晰可见。在《府城图》中，还可以清晰看到税课司、崇武驿。在其他几幅县城地图中，可以看到马颊河、古堤、小湄河、漯河、鸣犊河、大溪坡、戴家湾闸、龍湫泽、黑龙潭、古堤、古屯河、古固堤、古黄河、巡检司、管河厅等文字标注。

卷二为《地理志》，其中一目为山川，分别介绍了卫河（御河）、漳河、瓠子河、屯氏河、鸣犊河、马颊河、漯河（湄河）的基本情况。

卷六《职官志》中，记载明朝聊城县设通济桥闸官一员、周家店并李海务闸闸官一员、永通闸闸官一员，堂邑县设梁家乡并土桥闸闸官一员，清平县设戴家湾闸闸官一员等与运河直接相关的职位。

卷十《祀典志》中，记载临清有：恭襄侯祠，在州治西南，永乐间，祀恭襄侯陈瑄，以疏会通河有功；庄敏公庙，在永清门，祀平江侯陈豫，以三镇临清，有保障功，百姓请于朝，春秋致祭；晏公保运祠三所，在会通南*新闸*之浒以祀水神[⑨]。

卷十四《河渠志》通篇记述运河，介绍了运河的重要政治意义，“国家都燕，仰给东南，唯是一衣带水，以供天府”。介绍了这段运河的开通、壅塞废止、疏浚等情况，尤其是介绍了明代时期运河颇受黄河水患之苦。另外，这部分还通篇介绍了聊城段运河的机构、官员、流经、行程、浅铺和闸以及人员的配备等，信息量特别大。并且还分别介绍了聊城、博平、堂邑、清平、夏津、武城的河道、浅铺、闸座以及各类官员和民夫的配备情况。

该志在存录“两河”“水”文化上的总体风格是门类清晰、文字精简、信息丰富。

（二）清乾隆《东昌府志》

乾隆《东昌府志》的主编是东昌知府胡德琳，他曾在济阳、历城、济宁等多地任过职，任职期间均编修了志书，因此他积累了丰富的编修志书的经验。他在此次《东昌府志》序言中，以“志不易修也”开头，又以“志不易修也”结尾，中间又数番感叹修《东昌府志》的“难”。他提到：“作史有三难，而此数端者又在三难之外。”这几个“三难”之外的难分别是：一是这里是多地错壤之地，疆域难审，二是境内河道受黄河侵扰屡屡改道，没有一条河流自始至终用同一个名字，三是境内无山，城池又几番变迁，难以帮助辨识。可见，在这些困难中，对河流追溯和记述的困难是最大的。同样，这一部分也是编者下功夫较多，并颇见功力的。该志的主纂是周永年，周永年是济南名士，“百无嗜好，独嗜书”，生活轻简节约，积书近十万卷，他的学术渊博又严谨，中进士后受命参与编纂《四库全书》、辑校《永乐大典》，除曾仿效《道藏》著有《儒藏》18篇外，没有书稿存世，这部志书是他学术态度和学术水平的为数不多的见证作品之一。

志书有图，与万历志图相差无几，标注的河流基本与今天相同，比如马颊河、徒骇河，明代以前的河流名字，如七里河、鸣犊河、屯氏河等在图中未见。

卷首设《圣制》。收录了历代帝王过临清闸、双闸、徒骇等留下的各类诗文等。卷一二三为总纪，相当于今天的“大事记”，记述了境内发生的大事要事，其中有许多黄河水患记录。

卷六《山水一》。用少量篇幅记述了境内冈阜，大量篇幅介绍川泽、泉井。川泽之下又分为：会通河、卫河（此二河内容详见“漕渠”），漳河（附八疃河、盛水湾、高鸡泊、黄芦河、蔡河）、黄河（附王莽河、新河、冯家河、邓里渠、沙河、白马湖、一字河、土河）、古屯氏河（附熙河）、漯河（附武水、徒骇河、金家洼、黄沟、郭水、鸣犊河、湄河、小湄河）、马颊河（附津期河、笃马河）、减水河、鹅子泊、蓬关陂、莲花浤、康台泽、新渠、引河、龙湫、赵简子池等。从体例设计上看，纂者清晰的梳理出境内较大河流的演变沿革历史，审慎又科学地处理了境内河道纷乱的难题，令读志者可以清晰看出大河和支流的关系，这充分显示了纂者的扎实学术功底。

另外，“川泽”序言中提到：“今纂辑群籍，为之分析类叙，间有疑惑者阙之。”纂者援引的各类典籍，除境内各府志、州志、县志外，还有《山东通志》《读史方舆纪要》《黄河考》《一统志》《水经注》《禹贡锥指》《灵泉笔记》《太平寰宇记》《类记》《文案》《金史》《涌幢小品》《岳通志》等，充分显示了他的学识渊博和藏书丰赡。尤其是在黄河条目下，纂者记述道：“黄河，自两汉以迄唐宋皆经府境，金元以后南合于淮，去郡始远。自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而沙湾之流亦绝，今以《汉书》《水经注》《元和志》《宋史》诸书合近志考之，证以今之舆地。”这一段梳理，结束了境内河流、尤其是黄河纷乱无法考据的困难，为以后各府州县志书的编修提供了范例，意义非凡。

卷七《山水二》。介绍了漕渠和桥梁。漕渠部分介绍了会通河和卫河的开挖、流经、治理，也介绍了河上遍布的闸座、堤坝、浅铺、各讯以及职官与其对应的职责，全面呈现出聊城段运河的全貌和细节。

卷二十五到卷二十九《职官》。记录了专门的运河官职：东昌府下河通判，聊城县、堂邑县、清平县、临清州的闸官，东昌营漕河讯把总，以及担任这些职务的共计132人的基本信息。

除此之外，在经济和人物部分也可以搜寻到许多相关内容。总体来看，这部志书体例严整、纲目周备、甄采广博、考注详明、言简意赅、毫不拖沓，在体例、资料和文字水平上，令绝大部分志书难以望其项背。

六、探寻实践的启示

方志工作者要想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利用旧志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利用旧志的途径，目前主要靠网络资源，不少网站提供了免费下载的旧志资源，为旧志的普及作了重要贡献。二轮修志结束后，许多方志工作者也将旧志整理提上了日程，出版了一大批各种形式的旧志整理成果。但是，目前旧志的普及率、利用率、研究率却仍不高。究其原因：

一是网络资源难读难用。旧志几乎全部都是繁体竖排印刷，有的甚至是手写体，如果印刷较差，再加上版本不佳，那么书页字体模糊不清、漫漶难读是非常常见的。另外，旧体方志一般采用纲目体，古人在提到某些特殊字词的时候，要么突然顶格、要么突然空格、要么简写、要么改写，隔着屏幕无法标画注记，实在不方便利用。

二是影印成品价格昂贵。当下旧志整理的一个普遍方式是影印，然后以旧志原有的形式装帧，以锦盒、宣纸、线装等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样精美的东西一般价格比较昂贵，不是普通的专家学者或者历史文化爱好者可以购买的起，纵使舍得购买，也不舍得日常标划使用。影印品难以真正达到普及的效果。

三是点注水平仍需提升。当前，真正能实现普及功能的当属点注的现代印刷品。而这种印刷品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点注者的水平，如果有原版同时呈现还好，如果没有原版同时呈现，点注者的错误将会严重影响阅读。尤其是当下，点注作品的作者绝大部分是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们不是真正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舛误在所难免。另外，字词点注以外，如果能进行历史背景分析、作品评价导读，将会对旧志利用产生重要助力。

四是旧志利用的途径仍需拓宽。旧志是前人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一个巨大的宝库，不管政治，还是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需要梳理前人的经验，翻阅旧志都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从聊城来看，文化旅游界想要了解“古八景”以便古为今用，那么旧志就是最有权威的资料。聊城市想要挖掘黄河和运河的文化内涵、扩大“两河明珠”的外延，这时候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旧志。眼下，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挖掘我们本地的人物故事，旧志中的宦迹和列传将会是可信可用的第一手资料来源。最近，方志馆、黄河公园等等各类展馆、公园在做规划设计，如果我们熟悉旧志，能为某些专题、某些问题提供素材，那么旧志才算是真正的得到了开发和利用。

五是学习旧志的意识要提升。在探寻“两河”文化的过程中，明显能发现乾隆《东昌府志》虽然主纂不是聊城人，没有亲身游历过聊城的山山水水，但是他却遍翻史籍、档案，编写出了后人难以超越的聊城山水卷，使后人在探寻“两河”文化的过程中，啧啧感叹它的实用性。修志为用，编修三轮志书一定要注意增强志书的可信度、权威性。可信，来源于资料的真实；权威，来源于资料的全面。三轮修志一定要突破简单向部门征集资料的单一手段，突破简单汇总部门资料、纯粹编辑文字的习惯，切实坚定“修志为用”的立场，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料，尽可能广的甄别资料，尽可能条理的列出篇目，尽可能简洁的表达陈述。三轮修志过程中，对于某一个章节、专题，遇到如何搜寻资料、如何合理编目、如何表达陈述的难题时，除了向先进省市学习外，完全可以向历代旧志学习，通过排比、比较寻找到方志编修的经验。

作 者：宫 磊

职 务：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志工作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